近年来，众人瞩目的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屡屡发生触犯社会法律底线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2011年5月9日，高晓松因酒后驾驶，造成四车追尾，被刑事拘留。2013年11月4日，奥运游泳冠军孙杨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7天。明星吸毒的事情就更多了。比较有名的有：张国立之子演员张默，成龙之子演员房祖名，演员柯震东，高虎，王学兵，编剧宁财神，歌手满文军，李代沫，尹相杰，毛宁等等。其中，张默和尹相杰更是已经二进宫了。从高晓松酒驾到孙杨无证驾驶，再到一系列明星吸毒事件，光鲜亮丽的声名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真相呢？ 明星们制造着现代偶像破灭的悲剧而他们的入狱，也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个生动写照。

2013年11月4日，奥运游泳冠军孙杨因无证驾驶，被杭州市公安交警部门处以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事故发生后，孙杨在自己的微博中发了一封致歉信。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也在事发当晚对外发表声明。 近年来，众人瞩目的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屡屡发生触犯社会法律底线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从高晓松酒驾到孙杨无证驾驶，到一系列明星吸毒事件，光鲜亮丽的声名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真相？是欺骗粉丝还是真心悔过？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为何已慢慢缺少了最基本的信任？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房祖名2014年8月在北京因吸毒被捕，服刑6个月后，于2015年2月13日凌晨出狱。之后，房祖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就涉毒事件向公众道歉。房相名说，“我在看守所的待遇和所有在押人员一样，爸爸也没有用关系为我减刑，我觉得做错了就要认。”2月12日，在台北宣传新片《天将雄师》的记者会上，成龙被问到先前外界盛传自己动用人脉关系救儿子一事，成龙澄清说：“没有！我如果用关系，我完蛋，他完蛋！”但是，接下去的话就反衬出他严父的形象“别人出事我还打电话，我的朋友出事，不讲谁了，我还打电话，不是要求放人，只是关照一下。”

唐朝名臣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古代主管诉讼的官员）时，只用一年时间就解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17000人，而无一人说他判得不公。有一次，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唐太宗陵墓）柏树，高宗震怒，下令立刻把权善才杀掉。狄仁杰马上上奏高宗，说权善才罪不至死，免职即可。高宗说：“按法律虽然不能判死罪，但我非常痛恨这个家伙，就算违背法律规定，也要杀掉他！”狄仁杰说：“什么罪该受什么刑罚，都有等级标准，怎能随意将人赐死呢？法律想变就变，不遵循既定准则，官员和百姓就会无所适从。而且，只因一棵柏树就杀掉一个将军，后世会怎么评价您呢？”高宗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就免了权善才一死。法律不是儿戏，一旦制定，就不能随意改变。违反法律，要按规定惩处，既不能觉得情有可原就姑息纵容，也不能觉得分外厌恶就加重处罚。在皇帝的言语往往就是金科玉律的封建王朝，唐高宗最终都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更何况在依法治囯的今天，我们岂能根据个人的好恶亵渎法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