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祖名2014年8月在北京因吸毒被捕，服刑6个月后，于2015年2月13日凌晨出狱。之后，房祖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就涉毒事件向公众道歉。房相名说，“我在看守所的待遇和所有在押人员一样，爸爸也没有用关系为我减刑，我觉得做错了就要认。”2月12日，在台北宣传新片《天将雄师》的记者会上，成龙被问到先前外界盛传自己动用人脉关系救儿子一事，成龙澄清说：“没有！我如果用关系，我完蛋，他完蛋！”但是，接下去的话就反衬出他严父的形象“别人出事我还打电话，我的朋友出事，不讲谁了，我还打电话，不是要求放人，只是关照一下。”

法国政府两位部长曾被发现在一条乡间公路上超速行驶，而更有趣的是，他们是赶去参加一个新型公路雷达测速装置的启用仪式。这两位部长分别是交通部长德罗比恩和负责管理交通执法的内政部长萨尔科奇，他们所乘的轿车分别以98公里和103公里的时速在一条最高限速为每小时70公里的路上飞速行驶。据悉，他们都是要赶去参加法国第一部路边自动雷达测速装置的启用仪式。这一装置能够将超速行驶的司机记录在案。交通部长办公室发言人称，德罗比恩没有否认这一事实。他还补充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交通部长也不例外，赶去参加活动不是借口。”

近年来，众人瞩目的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屡屡发生触犯社会法律底线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2011年5月9日，高晓松因酒后驾驶，造成四车追尾，被刑事拘留。2013年11月4日，奥运游泳冠军孙杨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7天。明星吸毒的事情就更多了。比较有名的有：张国立之子演员张默，成龙之子演员房祖名，演员柯震东，高虎，王学兵，编剧宁财神，歌手满文军，李代沫，尹相杰，毛宁等等。其中，张默和尹相杰更是已经二进宫了。从高晓松酒驾到孙杨无证驾驶，再到一系列明星吸毒事件，光鲜亮丽的声名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真相呢？ 明星们制造着现代偶像破灭的悲剧而他们的入狱，也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个生动写照。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唐朝名臣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古代主管诉讼的官员）时，只用一年时间就解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17000人，而无一人说他判得不公。有一次，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唐太宗陵墓）柏树，高宗震怒，下令立刻把权善才杀掉。狄仁杰马上上奏高宗，说权善才罪不至死，免职即可。高宗说：“按法律虽然不能判死罪，但我非常痛恨这个家伙，就算违背法律规定，也要杀掉他！”狄仁杰说：“什么罪该受什么刑罚，都有等级标准，怎能随意将人赐死呢？法律想变就变，不遵循既定准则，官员和百姓就会无所适从。而且，只因一棵柏树就杀掉一个将军，后世会怎么评价您呢？”高宗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就免了权善才一死。法律不是儿戏，一旦制定，就不能随意改变。违反法律，要按规定惩处，既不能觉得情有可原就姑息纵容，也不能觉得分外厌恶就加重处罚。在皇帝的言语往往就是金科玉律的封建王朝，唐高宗最终都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更何况在依法治囯的今天，我们岂能根据个人的好恶亵渎法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