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府两位部长曾被发现在一条乡间公路上超速行驶，而更有趣的是，他们是赶去参加一个新型公路雷达测速装置的启用仪式。这两位部长分别是交通部长德罗比恩和负责管理交通执法的内政部长萨尔科奇，他们所乘的轿车分别以98公里和103公里的时速在一条最高限速为每小时70公里的路上飞速行驶。据悉，他们都是要赶去参加法国第一部路边自动雷达测速装置的启用仪式。这一装置能够将超速行驶的司机记录在案。交通部长办公室发言人称，德罗比恩没有否认这一事实。他还补充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交通部长也不例外，赶去参加活动不是借口。”

2013年11月4日，奥运游泳冠军孙杨因无证驾驶，被杭州市公安交警部门处以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事故发生后，孙杨在自己的微博中发了一封致歉信。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也在事发当晚对外发表声明。 近年来，众人瞩目的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屡屡发生触犯社会法律底线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从高晓松酒驾到孙杨无证驾驶，到一系列明星吸毒事件，光鲜亮丽的声名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真相？是欺骗粉丝还是真心悔过？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为何已慢慢缺少了最基本的信任？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培根是哲学家里官当得最大的。他官至国家大法官，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一天，话说培根正在给法律部门的工作者们作报告：“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流，但不公正的审判则破坏法律，那是污染了水源。所以不仅仅是法官的坐席，就连那立足的台，听证围栏都应当全无丑事贪污的嫌疑才好……”念到此处，检察院的人却突然出现：“培根，你涉嫌贪污受贿，现在将你暂时革职，立刻移送检察机关进行调查，你有权保持沉默。” 1621年，培根因贪污受贿，被国家高级法院判处罚金4万英镑，监禁于伦敦塔内，此生不得为政府录用。从此以后，培根身败名裂。 事后想来，培根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了“潜规则”，所谓“吃完原告吃被告”，法官受贿早已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培根也不是什么圣人，反正不拿白不拿，他不过是顺潮流而行罢了。但这并不能成为培根为自我开脱的理由。 在人们心中，培根就是知识和科学的化身。他的“知识就是力量”为新兴的自然科学开道，使近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然而，在起灼灼其华的思想背后，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见利忘义、贪污腐化，充满了阴暗与卑鄙。

房祖名2014年8月在北京因吸毒被捕，服刑6个月后，于2015年2月13日凌晨出狱。之后，房祖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就涉毒事件向公众道歉。房相名说，“我在看守所的待遇和所有在押人员一样，爸爸也没有用关系为我减刑，我觉得做错了就要认。”2月12日，在台北宣传新片《天将雄师》的记者会上，成龙被问到先前外界盛传自己动用人脉关系救儿子一事，成龙澄清说：“没有！我如果用关系，我完蛋，他完蛋！”但是，接下去的话就反衬出他严父的形象“别人出事我还打电话，我的朋友出事，不讲谁了，我还打电话，不是要求放人，只是关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