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是哲学家里官当得最大的。他官至国家大法官，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一天，话说培根正在给法律部门的工作者们作报告：“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流，但不公正的审判则破坏法律，那是污染了水源。所以不仅仅是法官的坐席，就连那立足的台，听证围栏都应当全无丑事贪污的嫌疑才好……”念到此处，检察院的人却突然出现：“培根，你涉嫌贪污受贿，现在将你暂时革职，立刻移送检察机关进行调查，你有权保持沉默。” 1621年，培根因贪污受贿，被国家高级法院判处罚金4万英镑，监禁于伦敦塔内，此生不得为政府录用。从此以后，培根身败名裂。 事后想来，培根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了“潜规则”，所谓“吃完原告吃被告”，法官受贿早已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培根也不是什么圣人，反正不拿白不拿，他不过是顺潮流而行罢了。但这并不能成为培根为自我开脱的理由。 在人们心中，培根就是知识和科学的化身。他的“知识就是力量”为新兴的自然科学开道，使近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然而，在起灼灼其华的思想背后，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见利忘义、贪污腐化，充满了阴暗与卑鄙。

日本有发达的地铁、电车线路，遍及整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他们的列车非常准时。比如，时刻表上标明，12点发车，每隔10分钟一趟，那肯定是铁板钉钉地按时发车。手里拿着一本书，就可以走遍全日本。但是，日本经常出现台风、暴雨等天气，难免会影响公共汽车正常运行。当汽车晚点时，每个乘客都将得到一张“晚点证明”，写明是哪一趟车，晚点几分钟等。上班族把这张卡交给公司，就不会扣薪水了。

iPad发布后，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北部农村的一个奶牛场，迈克尔·内尔正在自己的iPad上读一部科幻小说，一个打扫马厩的6岁小男孩走了过来。小男孩很好奇，内尔于是把iPad递给了他。在没人指导也从未见过计算机的情况下，这个小男孩开始凭自己的直觉使用iPad。他开始用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启动应用程序，玩弹球游戏。史蒂夫·乔布斯设计出了一个十分人性化的计算机，连目不识丁的6岁孩子都能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使用。 早期iMac电脑的顶部设计了一个内嵌的提手。它的趣味性和象征意义要大于其功能性。这是一台台式计算机，不会有什么人真会提着它到处走。但是，当时，人们对科技产品比较陌生。当你畏惧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不会去触碰它。所以，如果它上面有个提手，就能使一种关系变为可能。它是易于接近的，是与生俱来的，它允许你去触摸它。它使你觉得它与众不同。

一天，在上下班的高峰期，乔治·席林（美国爵士乐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盲人）站在曼哈顿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十字路□，等待有人过来帮助他过马路。等了一会儿，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不幸的是，这个人也是个盲人，他和席林一样，也在寻找别人帮他过马路。席林怎么做的呢？回想起那件事，席林笑了：“我做了一件我一生中最为兴奋的事情——我带着他过了马路。我觉得我是个幸福的盲人，以前都是别人帮我过马路。而我终于有机会帮别人了。”

喜欢张爱玲的一个理由，是她说自己不喜欢乞丐。凡人不敢说厌恶乞丐，特别是女性，那样显得多不善良啊！ 乞丐是一个现象，它把贫穷和孱弱表面化了，瘫软地体现了出来；它把人的无助赤裸裸地表达着，让他人在同情之后，起了帮助的欲望和收获施予的喜悦。于是乞丐就成了常说常新的话题，名著中的乞丐常常是睿智和淳厚的，平常人也有很多与乞丐有关的故事。 某天和海外宗教界的朋友结伴走地铁。肮脏的老乞丐裹着污浊的破毡，半跪半俯地挡住了阶梯，破旧草帽中，零星小币闪着暗淡的光。毡下像枪管一般剌出半截腿，该长脚的地方，却是一团褐色的腐肉。使人不得不远远抛下点钱，逃也似的躲开。 我知趣地退后了几步，和朋友拉开距离。她端庄地走了过去，俯身对残疾老人说：“请您让一让，不要阻挡了通道，您没看到人们都绕开您走吗？这让大家多不方便啊。老人抬起半张脸，并不答她的话，我行我素道：“行行好，太太，给几个小钱……”朋友悄然走了过去，不曾放下一枚分币。 朋友说：“那种靠展示生理恶疾，压榨人们的感官，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和逼迫。利用丑恶博得金钱，古来就被称为“恶乞”，被人所不齿。如果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却助长了不良之风，不正与你善良的愿望相悖吗？” 我听得点头，又问：“那我们如何施舍呢？”朋友说：“要有正式的慈善机构来负责这些事务。它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来有来路，去有去向，一清二白才能把好钢使在刀刃上，又省了普通民众的甄别之难。” 从那以后，我可以坦然走过乞丐身旁。对那些慷慨解囊之人不再仰慕，对那些扬长而去之人也不再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