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激励大师约翰·库缇斯出生时脊椎下部没有发育，两条腿根本没有成形，既无法行走，也无法安装假肢。17岁时，库缇斯接受了截肢手术，成为一个只有上半身的半身人。1996年，库缇斯走上激励演讲的道路，他先后到过190多个国家进行演讲，获得了“激励大师”的称号，迅速成为世界级著名激励大师。同时，他还获得乒乓球、橄榄球、游泳、跳水等运动项目的二级教练员称号，并获得澳大利亚残疾人网球赛的冠军。他告诉自己和观众：永远都不要说不可能。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过200多万人。“这个世界充满了伤痛和苦难。有的人在烦恼，有的人在哭泣。面对命运，应该拥抱痛苦，笑对人生，而不只是与之苦斗。任何苦难都必须勇敢面对。一切都有可能，永远都不要说不可能。”无论何时何地，库缇斯都能笑对人生。上帝铸造人的时候，一定是身体一副模子，精神是另外一副模子。库缇斯就是一个精神巨人，半个身体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精神宝库的男人，精神不倒，希望无限，梦想灿烂。在他面前，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追求梦想的权利。

喜欢张爱玲的一个理由，是她说自己不喜欢乞丐。凡人不敢说厌恶乞丐，特别是女性，那样显得多不善良啊！ 乞丐是一个现象，它把贫穷和孱弱表面化了，瘫软地体现了出来；它把人的无助赤裸裸地表达着，让他人在同情之后，起了帮助的欲望和收获施予的喜悦。于是乞丐就成了常说常新的话题，名著中的乞丐常常是睿智和淳厚的，平常人也有很多与乞丐有关的故事。 某天和海外宗教界的朋友结伴走地铁。肮脏的老乞丐裹着污浊的破毡，半跪半俯地挡住了阶梯，破旧草帽中，零星小币闪着暗淡的光。毡下像枪管一般剌出半截腿，该长脚的地方，却是一团褐色的腐肉。使人不得不远远抛下点钱，逃也似的躲开。 我知趣地退后了几步，和朋友拉开距离。她端庄地走了过去，俯身对残疾老人说：“请您让一让，不要阻挡了通道，您没看到人们都绕开您走吗？这让大家多不方便啊。老人抬起半张脸，并不答她的话，我行我素道：“行行好，太太，给几个小钱……”朋友悄然走了过去，不曾放下一枚分币。 朋友说：“那种靠展示生理恶疾，压榨人们的感官，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和逼迫。利用丑恶博得金钱，古来就被称为“恶乞”，被人所不齿。如果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却助长了不良之风，不正与你善良的愿望相悖吗？” 我听得点头，又问：“那我们如何施舍呢？”朋友说：“要有正式的慈善机构来负责这些事务。它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来有来路，去有去向，一清二白才能把好钢使在刀刃上，又省了普通民众的甄别之难。” 从那以后，我可以坦然走过乞丐身旁。对那些慷慨解囊之人不再仰慕，对那些扬长而去之人也不再侧目。

博迪是一名法国记者。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他四肢瘫痪，只有左眼可以活动，但他决心把打好腹稿的作品《潜水衣与蝴蝶》写出来。他要求笔录员门迪协助他，他们的沟通只能靠左眼的眨动来完成。每次，门迪按顺序读出常用字母，博迪眨眼一次表示字母正确，眨两次表示错误，然后拼成词语。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写作”每天持续6个小时。数个月后，这本150页的著作奇迹般地完成了，并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博迪的事迹让我们想到史蒂芬·霍金。身体上的极度残缺，丝毫不能阻止他们在文学及科学研究上的昂首阔步。

2012年6月5日，美国的《厨神当道》节目来了一位盲人厨师，叫克莉斯汀。克莉斯汀的父母经营一家以越南料理为主的小饭馆，在家庭的熏陶下，她从小就喜欢上了做菜。她梦想成为最牛的大厨。然而，2002年3月，不幸悄悄降临。眼科专家确诊她患上了视网膜母细胞瘤，3次手术仍然没有治好。医生惋惜地说她无法再看到这个世界了。年仅24岁的她，感受到了巨大的毁灭。10月的一天，母亲给她揩眼泪，一向寡言少语的父亲端了一道她最喜欢的菜放到她面前。那是她最熟悉的腌菜咸鱼的味道，父亲拍了拍她的肩膀，附在耳边说了些悄悄话……第二天，母亲发现女儿早早起来，端坐在梳妆台前。她让母亲把她打扮得妥妥帖帖，然后摸索着重新回到厨房，她把食材都尝了个遍，靠味蕾感知菜的名称和调料的味道。一不小心，她错把芥末油当成了醋，只尝了一小口就呛得眼泪淌了一脸。接着，她摸到刀具，又模到一根黄瓜，在案板上小心翼翼地切着。一根黄瓜她足足切了1小时，还切得粗一根细一根的。就在要收刀时，刀一滑，伤到了手指。克莉斯汀说：“其实，只要熟练也没什么。你看那些打字员，不用眼睛看键盘，就能飞快地打字，还不是练出来的？”2004年7月，她开始勤奋地学习盲文。对盲文应用自如时，她又开始钻研盲文菜谱。经过两年的勤学苦练，她又可以和父亲一起在厨房举灶了。此后，她还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嫁给了对她的自强不息倾慕不已的格蒂。2011年12月，美国《厨神当道》栏目来多佛招募选手。克莉斯汀在老公的支持下立刻报了名。这次比赛，克莉斯订用手用心，在5分钟内做了一道越南菜“腌菜咸鱼”。这道菜打动了苛刻的评委，就连被称为“地狱评委”的戈登·拉姆齐都盛赞她说：“你身上有值得骄傲的光芒。”克莉斯汀因此成为美国《厨神当道》开播以来唯一的一位“盲女厨神”。

43位总统中，小罗斯福总统在1921年因小儿麻痹症不得不坐上了轮椅，但他非常要强，而且当时美国正经历经济大萧条，又面临二战，所以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坐着的照片登在报纸上。他拍照或者需要在公众场合出现时，他总是坚持站起来。以致他死后，许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他们的总统居然是个残疾人。

在一次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中，主持人向嘉宾提问：“宾馆、酒店的电梯里常会有一面大镜子，这镜子是用来做什么的？”那些嘉宾纷纷回答：“用来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用来看看后面有没有跟进了坏人。”“用来扩大视觉空间，增加透气感。”在一再启发但仍没有正确答案后，主持人终于说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肢残人士摇着轮椅进电梯时，不必费神转身，就可以从镜子里看见楼层显示灯。”嘉宾们都显得有点尴尬，其中一位抱怨说：“我们怎么能想到这一点呢？” 我们考虑问题时，时常会海阔天空，但不幸的是，无论思路如何开阔，我们往往还是从自己出发的。

有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遭受过两次惨痛的意外事故。第一次不幸发生在他46岁时。一次飞机意外事故，使他身上65%以上的皮肤被烧伤。他的手指没有了，双腿特別细小，而且无法行动，只能瘫在轮椅上。谁能想到，6个月后，他亲自驾驶着飞机飞上了蓝天！4年后，命运再一次把不幸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所驾驶的飞机在起飞时突然摔回跑道，他的12块脊椎骨全部被压得粉碎，腰部以下永远瘫痪。但他没有把这些灾难当作消沉的理由，他说：“我瘫痪之前可以做1万种事，现在我还能做9000种，我还可以把注意力和目光放在能做的9000种事上，而不是把挫折当成放弃努力的借口。”这位生活的强者，就是米契尔。正因为永不放弃努力，他最终成了一位公众演说家、企业家，还在政坛上获得了一席之地。

曹青菀3岁那年，说话含混不清，听力有问题，原来，她患有重度神经性耳聋。这就意味着，她可能一辈子也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既然已经聋了，绝不能再让她哑。”于是，曹青菀的妈妈、在洛阳电视台当主持人的张朝霞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培养这个先天性耳聋的女儿，不惜离开自己心爱的主持工作，同时拒绝亲朋好友“再生一个健康正常的宝宝”的建议，精心培养曹青菀。妈妈给女儿买来昂贵的助听器，强迫女儿每天都戴上助听器学说话，还坚持纠正孩子的发音，每个音都不厌其烦地教。她还制作了一个口腔发音示意图，总结出一套适合女儿发音的方法。就这样，从字词到句子，从听说到读写，曹青菀克服了学习语言的难关，和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了。曹青菀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在普通学校读书，成绩名列前茅，在各项活动中也出类拔萃，多才多艺。她在2008年残奥会开幕式上，作为河南省唯一的入选者参加了大型手语舞蹈《星星你好》。2012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影视策划与制片专业。后来，她参加安徽卫视的《超级演说家》，脱颖而出晋级四强。

双眼视力仅有0.1度，也能射箭？在常人眼里不可思议的事，韩国传奇射手林东贤却用一箭十环回答了一切。林东贤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还未举行前，就以699环（72箭）的总成绩刷新自己保持的男子个人射箭世界纪录，成为伦敦奥运会上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7岁时，林东贤的视力开始下降，而此时，他的射箭生涯正步入上升期。虽然当初拿起弓箭并非出自个人爱好，但此时射箭已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也曾尝试戴着眼镜拉弓，却总是“感觉不舒服”。就这样，在模糊的视线中，他开始一步步接近靶心。视力上的缺陷，并没有让林东贤放弃他的梦想，取而代之的是持之以恒的训练。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他又成为雅典奥运会最年轻的射箭团体金牌得主。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和队友蝉联冠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射箭之王”。

2014年1月20日上午，望江县华阳镇一所学校，学生们从老师手里接过成绩报告册，愉快的寒假正式开始。然而就在当晚，9岁的三年级学生小林（化名）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小林被发现时，缢死在厕所的横梁上。警方初步认定是自缢身亡。学校调查称，当天吃晚饭时，孩子外公外婆说爸妈不回来过年，小林的情绪很低落。这一天，离2014年春节仅仅还有11天。 时代，让许多农民离开土地；时代，让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去讨生活。但他们的生话，就是一种时代和社会的乱码；而无数个类似小林这样的留守儿童，就这样被这个乱码夹杂着裹挟而下，以整个童年做代价，甚至，以整个人生作代价。

王甦菁是一位脑瘫患者，出生时的难产给他的身体带来灾难——双腿不能直立，双手不能持物，右腿、右手基本失去功能，行走要靠助行器，坐下需要将双腿叠起以控制抖动，写字、操纵鼠标、敲击键盘只能用左手。他说话时是这样的，发音不清，每说一句话，脸部肌肉都要一起发力，脖子上的青筋也要绷起，双手也要情不自禁地挥动，似乎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尽管如此，他直面人生的不幸和各种挑战，自强不息地攻读博士，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他已经发表20余篇论文，其中4篇是国际上最权威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检索工具SCI期刊文章，他更是2011国际生物特征识别大会博士生论坛在全球邀请的10位最有培养前途的博士研究生之一。他被称为“中国版霍金”，别人觉得他一路走来“苦不堪言”，他却说喜欢学术，乐在其中；别人同情他是残疾人，他却说如果飞鸟看到没有翅膀的人类，也会认为这是残疾的吧？在他身上，没有自卑，也没有怨气，积极、阳光像是他的代名词。他说：“我的人生是幸福的，因为我在用我的生命奋斗。”

有朋友称，挤公交车挤出经验来：如果有选择余地，最好选后排。这是公德未泯灭可意志太薄弱之流的存身之道。当车上人群渐渐拥挤，鬓发斑白的老者，携雏抱婴的弱妇，辛苦万状地站在车头位置和中间位置时，你却可作壁上观，不必牺牲一席之地，隔着厚厚的人墙，你获得了空间上实惠与良心上的安慰：不好意思，我没法给你们让座。 古代有良心而无血气的士人，每逢暴君乱世，便选择打更守城门的差使，这样既无饥寒之虞，又可免去牺牲自己拯救世道的麻烦。这打更守城门的差使便是他们在历史舞台上选择的“后排”。 五代时冯道，任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他总在前排做宰相，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骂他，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面骂他，骂他为何不选“隐士”，“下僚”这样的“后排座位”去安置自己，坐错位子，千古挨骂！ 不过，坐后排的后遗症可真够受的：在后面逍遥快活，老弱病残只好站着痛苦；缩着脖子打更守城门，家国只好遭受破碎的命运。难怪经历南明破亡的顾炎武要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了。

明末清初梨园有“三怪”：一怪跛子名丑：京剧名丑孟鸿寿，自幼患软骨病，走路一高一低。他生活在梨园，每逢排戏演戏时，他就暗暗学，仔细揣摩，期待有机会上台演出。终于，在一次春节唱反串戏时，他自告奋勇扮演《芦花荡》中的张飞，博得观众和同行的满堂彩。此后两年时间，即成为京剧名丑。二怪瞎子须生：双阔亭，得天独厚，嗓门大，乐感好，但是后来患眼病双目失明。但他没有丧气，以坚强的毅力，更加勤学苦练。每次演出之前，他反复在台上试走，把准确的位置牢牢记在心里，场场演出寸步不乱。他演的《朱砂痣》、《逍遥津》等戏，观众根本看不出他是双目失明的人。特别是他在《扑犬》一折戏中，奔跑躲避的动作大，速度快，堪称艺精功夫深，令人敬佩。三怪哑巴武生：在京剧舞台上颇享盛名的武花脸王益芳，是个先天性哑巴。他第一次登台演出《白水滩》中的青面虎时，翻跌矫捷，勇猛异常，一鸣惊人，成为有名的武二花脸。武戏艺术上的猛、凶、狠、稳、准、帅，他无不精通，因此自成一格，名扬南北，被戏班奉为导师。

英国19世纪著名女诗人伊丽莎白·巴蕾特在少年时就有诗才，13岁就出版了四卷歌咏希腊马拉松战役的史诗。15岁骑马不慎摔断了椎骨，从此瘫痪在床。她在病榻上以顽强的意志仍然坚持诗歌创作，写成了很有影响的《孩子们的哭声》。比她小六岁的青年诗人白朗宁，钦佩女诗人的人品和才华，他们彼此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在相处四年之后，白朗宁深深地爱上了这位瘫痪的女诗人，热烈而坚定地向她表白自己的心迹。巴蕾特自知是残疾人，认为对方只是一种同情，便断然拒绝了对方的求爱。白朗宁对巴蕾特的爱是坚定不移的，两人通信更为频繁。在爱情力量的鼓舞下，奇迹发生了，巴蕾特竟然逐渐好起来，不久居然能离开卧身20多年的病榻，下楼走动了。当白朗宁第三次向她求婚时，她欣然接受。他俩结婚后，生活非常幸福。

马克·恩格得斯是新西兰最高峰库克峰附近的一名登山搜救向导，然而1982年的一次登山事故，让他失去了两只小腿。接受截肢手术后，经历了漫长的恢复期。但马克不甘被命运击败，竟然戴上假肢，又开始了魂牵梦萦的登山生涯。十几年来，马克靠假肢攀登着一座座山峰。2004年，马克靠特殊假肢攀上了喜马拉雅山的卓奥友峰，当时，他朝着远处的珠穆朗玛峰遥遥地凝望，并将攀上珠峰视为最后的目标。2006年5月15日中午，他成功地登上了8844.43米高的珠穆朗玛峰，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登上珠峰的“无腿英雄”，给世界登山史添上了灿烂的一笔。

一天，在上下班的高峰期，乔治·席林（美国爵士乐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盲人）站在曼哈顿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十字路□，等待有人过来帮助他过马路。等了一会儿，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不幸的是，这个人也是个盲人，他和席林一样，也在寻找别人帮他过马路。席林怎么做的呢？回想起那件事，席林笑了：“我做了一件我一生中最为兴奋的事情——我带着他过了马路。我觉得我是个幸福的盲人，以前都是别人帮我过马路。而我终于有机会帮别人了。”

儿子在美国居住的房屋很古旧，一所三层小楼，结构与中国老式居民楼无异。有天清晨在街上散步，儿子楼前台阶两侧的扶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么矮的台阶还要什么扶手？我经过四处观察，才发规每幢楼前的台阶上都有扶手，哪怕只有两三级。这让我心里一动，觉得这些细微之处确实很有人情味。两级台阶装扶手，是不是多此一举？当然不。我想，这是为那些上了年纪或者腿脚不太灵便者预备的吧，这样他们上台阶就轻松多了。儿子家离辛辛那提大学很近。辛辛那提大学的教学楼，风格凝重，高高大大，然而这么大的学校竟没有大门，没有围墙，连同我在波士顿时去过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都是一样的开放。校园可以随便出入，大楼里也是同样，你在街上走累了，口渴了，可以随便进入。楼里有饮水机，还有卫生间。只是楼门厚重，推起来感觉很沉。后来看别人开门有窍门，只要在门口的一个按纽上轻轻一拍，两道大门就会自动敞开，仔细一看，这个按钮上画着一个轮椅，这是残疾人的标志，才知这个按钮是为残疾人设计的。在美国，如果够细心，你会看到，每到一个地方，残疾人都能受到特殊照顾。那次去网球场看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我们到得很晚，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停车的地方，但在距球场最近处，我见到还有几个空位，就对儿子说，为什么不停在这儿？儿子让我仔细看，这才见到一个个轮椅的标志，原来，这些最好的位子都是留给残疾人的。儿子说，如果有人胆敢抢占残疾人的位子，处罚将是很重的，而且会遭到众人的谴责。都说美国人大大咧咧，但是美国人也有细腻之处，这是感情方面的，比如无处不在的人性化设施。

《王阳明全书》有一段记载：有位聋哑人叫杨茂，王阳明不懂手语，无法跟他交谈，只好用笔代言。 王阳明问：“你的耳朵能听见是非吗？” “不能，因为我是聋子！”杨茂答。 “你的嘴巴能说出是非吗？”王阳明又问。 “不能，因为我是哑巴！”杨茂答。 “你的心能分辨出是非吗？”王阳明再问。 “能！”杨茂立即回答。 于是王阳明说：“你虽然是个残疾人，但你的耳朵关闭是非，嘴巴封锁是非，省了很多是非。只要你的心能明辨是非，这就足够了！”

戴安娜关心所有的病患者，她对瘾君子、麻风病人、无家可归者、受性虐待儿童，同样倾注了深切的感情，而她之所以特别关注艾滋病患者，是因为她觉得人们为艾滋病患者做的实在太少太少。戴安娜还曾多次出访北非，访问慈善医院、学校、慈善机构、筹款活动，使她出访地的许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她海外出访的地点还包括安哥拉、澳大利亚、波斯尼亚、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和许多欧洲国家。戴安娜王妃就多个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利用自己的高知名度来为慈善组织作宣传和筹款。她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这得到了人们的尊敬。戴妃去世前还是六个军团的荣誉团长。然而，戴妃生前参与的最后一个事业不符合军人身份：提倡废雷。她对公益最杰出的贡献，当数为全球反地雷运动奔走呼告，生前曾多次亲赴安哥拉、波黑等战乱地区，并亲自踏进地雷区视察。探视当地因触雷而导致伤残的平民。正因为她的影响力，使得这些以往不被关注的弱势群体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她的支持下，“国际反地雷运动”蓬勃发展，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非官方组织，在戴妃支持禁雷法案后名声大振，先后获得60余个国家、上千个团体的加入。到本世纪初，全世界超过135个国家签署禁雷条约。戴妃首倡义举，功不可没。戴安娜就像一个天使，为拯救无助、贫困的人游走在世界各地。哪怕是累到筋疲力尽也在所不惜。

湖北省巴东县清太坪镇姜家湾村，海拔1400多米，在茫茫武陵山里小如微尘。村里的教学点点缀在山腰上。残缺的黑板，纸糊的窗户，生锈的篮球架……许多老师离开了这个地处鄂西山区的偏远教学点，只有谭定才坚守了下来。18年前，他做了一名代课老师，也爱上了教书。一次不幸遭遇让他双腿瘫痪，可他放不下学生，撑起拐杖又回到学校。“只要和孩子在一起就忘了疼”。病情严重时，他备好了棺材与时间赛跑，“要治病也得等到学生放假”。爱心和责任心，让他赢得了网民尊重。有网友称赞，他用拐杖撑起了一个伟大的“人”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