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巴金十二三岁时，就背会几部书了，其中包括《古文观止》。后来他谈到自己的散文创作时说：“现在有200多篇文章储蓄在我的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思路连上来的。”

梅兰芳断了经济来源，生活自然拮据，他只好挥泪出卖北京的房子，接着又出卖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尽管这样，后来还是举债度日，向亲友借了一笔钱。有的好友得知他家生活陷入绝境，便解囊相助。老画家叶誉虎提议与他合作，办一个国画展览，突出梅、竹的主题，以扩大社会的影响。沦陷区的上海，一片混乱恐慌，不是停水停电，就是空袭警报，市民生活得提心吊胆。梅兰芳在这种艰苦环境里作画，克服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画技大有长进。经过八个月的苦战，他一个人就画了170多件，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仕女、佛像、花卉、松树、梅花等，同叶誉虎的作品一起，于1945年春天，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展出，受到广大参观者的好评。展览结束后，梅兰芳为了生活，被迫将其中大部分作品卖掉，所得收入一是还债，二是安排家庭生计，三是资助剧团里生活更困难者。梅兰芳苦涩地回忆着这几年的沧桑历程，心境忧闷地对朋友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了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梅兰芳在抗战期间断然蓄须明志，不为民族敌人演出，表现了一代艺豪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这一事件成为神州大地感人的佳话，在中华儿女中广为传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决心。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前途，他们全家借住到上海市区。余秋雨在上海报考了中学。中学的图书馆不小，但每天借书都要排长队，而且想借的书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来，余秋雨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叫“上海青年宫图书馆”的地方借书比较方便，就立即去申办了一张借书证。青年宫在江西中路200号，快到外滩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人们每天都吃不饱。余秋雨在晚饭后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宫，走到一半就饿了。当他走到图书馆时，离人家关门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从青年宫图书馆把书借出来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只能在那里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等找到书，就只剩下半个多小时了，能读几页？但是，就为了这几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每天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看完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精神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8月31日经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美国：将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设为阵亡将士纪念日。俄罗斯：将每年的5月9日设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英国：离每年11月11日最近的星期日为英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印度：每年1月30日为印度烈士节。韩国：每年6月6日为韩国显忠日。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是众所周知的。鲁迅先生立志救国，年轻时东渡学医。一天，在上课时，教室里放映的片子里一个被说成是俄国侦探的中国人，即将被日本士兵砍头示众，而许多站在周围观看的中国人，虽然和日本人一样身强体壮，但个个无动于衷，脸上是麻木的神情。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中国人，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鲁迅想到，无论他的医术怎样高明，所救治的只能是人的肉体，而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悟，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毅然选择了改变，不是改变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是改变了不能达到目标的努力方式。他下定决心，弃医从文，用笔写文唤醒中国老百姓。大丈夫相时而动，“弃医从文”是鲁迅人生历程中最大的改变。鲁迅改变初衷，“弃医从文”，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正是这样的改变，为他日后成为文坛巨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没有这个改变，我们不能说鲁迅先生将一事无成，但我们可以肯定，他再成功，也仅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医生，无法成为在思想上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