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少年时代，酷爱写喜剧。有一次，他写了一部喜剧性歌剧，自认为挺不错，便去找一个名叫布列伊特科普佛的老板，请他看看是否能够出版。布列伊特科普佛是个德国人，矮矮的，胖胖的，显得有些笨拙，但他肚子里学问不少，对戏剧尤其内行。他接过克雷洛夫的剧本，刚看了个开头，就喜形于色，马上与克雷洛夫攀谈起来。一老一少，越拉越投机。过了些日子，克雷洛夫又来找布列伊特科普佛，问他读完了剧本没有。布列伊特科普佛笑容可掬地说：“这出戏太逗笑了！你对生活观察得很仔细啊！”说罢，就掏出六十卢布，打算作为稿酬付给克雷洛夫。六十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数。十四岁的克雷洛夫心花怒放，暗想，有了这些钱，就可以接济一下家庭拮据的生活了。他刚要伸手接钱，立刻又改变了主意，要求布列伊特科普佛把这笔现金换成拉辛、莫里哀、布瓦洛等名作家的作品。布列伊特科普佛答应了。克雷洛夫抱着一大捆书，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中。

年轻的美国华裔数学家王章程，毕业于加州大学。毕业后，他的同学多数都去了大财团，只有王章程一头扎进了加州的私人研究室，一干就是10年。10年中，他的收入非常低，30岁了还买不起房子。而他的同学们已经是月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大老板。在外人看来，王章程的生活很糟，但他本人似乎全然不知。在35岁的时候，他攻克了世界上两项顶尖级数学难题，从此成果迭现，美国十几家大学先后聘请他前去任教。 我们不必去比较外在的物质拥有，而应该比较内在的心灵感受。王章程也许失去了巨大的财富，却获得了内心的极大满足，这难道不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吗？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依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当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孩看电影是免费的，因为每个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孩进场。拉着陌生人的衣角蹭电影看，是那个年代穷苦孩子最难忘的回忆。吴宇森的妈妈不再带他上电影院，吴宇森便自己跑到美丽宫去，看准那些单身汉，走上前去央求道：“麻烦你，带我进去可以吗？”凭着一副精灵可爱的模样，小吴宇森总是能博得同情，被顺利带进戏院。那时香港的戏院，堂座两毛，超等座四毛。楼上价钱贵一倍，但视觉享受和音响效果要好得多。吴宇森一般进了场就不拿自己当外人，径直跑上超等座去。然而，超等的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带位员，就是吴宇森这些穷孩子的克星。他们每次看到这帮捣蛋鬼，就会立即拿起手电筒，扮演起执法者来。而吴宇森，就像老鼠躲猫那样，一看见电筒光，马上就藏到椅子下面，四处逃窜。直到带位的工作人员筋疲力尽，电影也差不多开场了，吴宇森才像山大王那样，大摇大摆地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欣赏电影。然而，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吴宇森就尝过被带位员一脚踢出电影院的滋味。那一次，吴宇森背着弟弟，拉着一个男人的衣角扮他的儿子。他一如往常，一进场便跑上超等座位，没想到楼梯才上了一半，就被带位员揪住。他一把掌掴过来，吴宇森一失足，和弟弟一同滚下楼梯去。那人又赶了过来，一脚把他们俩踢出门口去。吴宇森“厚着脸皮”，爬起来跑到戏院的侧门，偷偷地从门隙往里看……

唐笔记小说《朝野佥载》写了这样一个好玩的赌徒，说咸亨年间，贝州有个叫潘彦的人，嗜赌，尤爱玩一种叫双陆的赌博游戏。每次外出，都要将赌具带在身边。 有一次出海，风疾浪大，结果船被撞破了。潘彦情急之中，用右手挟着一块船板，得以活命。而他的左手，却死死抱着那副赌具。嘴里边，衔着玩双陆用的骰子。就这样，在海上漂流了两天一夜，天不灭他，最后，海浪把他推到岸边。潘彦的双手，磨损得连指骨都露出来了，但那副赌具，却没有丢弃，两只骰子也始终衔在口中。 这是一个敢以命下赌注的人，这样的赌徒，令人毛骨悚然。 有沉溺，自有深执，倘若以此观之，这个世界遍地赌徒。为名誉暗中使刀，为权力你死我活，为爱情九死一生，多少人以命下赌注，追逐着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为此血本无归、抱憾终生的，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