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大仲马的一位好友前来拜访他，见他正独自坐在书桌前，双手抚摸着稿纸，低声抽泣着。朋友就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等，可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不见他的情绪有所好转，就决定去劝劝自己的朋友。他拍了拍大仲马的肩膀，关心地问：“亲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你如此伤心？”大仲马回头一看，见是好友来了，便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原来，大仲马正在创作《三个火枪手》，最后由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其中的一个火枪手非死不可。可大仲马非常喜欢这个人物，想试图改变这个人物的命运，然而却无法做到。他一想到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将被自己的笔杀死，而自己对此又无能为力时，就不由得伤心至极，流下了眼泪。他的朋友听了他的诉说后，笑着对大仲马说：“我的朋友，你可知道我已来了多久了……”这时大仲马的一位仆人刚好从门口经过，听了这话也笑了，说道：“先生，您不过来了45分钟，而主人却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啦！”

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18岁时，在巴黎学习法律。有一天，他参加一个上流人士的晚会，当他从楼上向下走时，童心未泯的凡尔纳像孩子一样从楼梯扶手向下滑。结果撞在一位胖胖的绅士模样的人身上，此人正是著名的作家大仲马。从此，两人相识了。在大仲马的影响指点下，凡尔纳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最终被誉为法国的“科学幻想之父”。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祖国张开温暖的双臂迎接这位“娃娃博士”。邓稼先沉浸在青春的欢乐和家族的幸福之中。 但是，历史风云变幻，祖国面临核大国的威胁。邓稼先毅然接受开拓祖国核事业重任，离别妻儿，隐姓埋名，走向大戈壁，为中国的国防事业进行着艰苦的科学攻关，为我国的两弹试验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从此，他从物理学界的讲台上消失了。 20多个春秋过后，头发里夹着大戈壁沙粒的邓稼先回来了，“两弹元勋”的美名才开始传扬，邓稼先的名字才重新出现在普通人的中间。此时，他的妻子已年过花甲，而癌魔却早注入他的肌体，他光辉的生命已燃烧到了尽头。 他临终前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而无憾！”

宋朝有个秀才，叫吕蒙正，家道艰难，穷困潦倒。 有一次，他三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饿得头昏眼花。在一座桥上，他赊了一个瓜，早已饥渴难耐的他，踉踉跄跄跑到桥栏边，想把瓜磕开，填饱肚子。然而一失手，瓜掉到了桥下，顺水漂走了。那一刻他绝望极了。 满心凄苦的吕蒙正捶胸顿足，击栏长叹。 后来，吕蒙正参加科举考试，竟然状元及第，还做了宰相。但他并没有忘记以前的苦难，还在当年落瓜的地方建造了落瓜亭，以示穷时失意之事。

30岁时，贝多芬爱上了一个伯爵小姐朱丽叶·琪查尔迪，但她的父亲嫌贝多芬出身低贱，硬是把女儿许配给了一个伯爵。这给了贝多芬极大的精神刺激，据说他的名曲《致爱丽丝》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的。失恋固然令他伤心，但更令他伤心的是他的耳朵开始发聋。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要是干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最可怕的遭遇！”贝多芬曾竭力治疗，却无济于事，他搬到维也那乡下去疗养了两年。结果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就连窗口对面的教堂钟声都听不到了。绝望中，贝多芬多次想到了死，但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世，他坚信只有音乐才能拯救他。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不容它毁掉我！”贝多芬立志要在余生中从事音乐创作。从此，维也那的宫廷乐会少了一位出色的钢琴弹奏家，但世界乐坛却诞生了一位不朽的作曲家。贝多芬从32岁起开始音乐创作，在近两年的彷徨与探索后，他终于创作出第一部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作品——《第三交响曲》，即《英雄交响曲》，其最突出的特点是音调跌宕起伏，时而沉静凝思，时而愤慨咆哮，令人情绪激愤。贝多芬创作《英雄交响曲》，本来是想献给拿破仑的，但他听到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的消息时，怒不可遏，愤而涂去原来的献词，而是把它改成：《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作。

为雨后一汪清水驻足的人，为风中落花飘零而伤心的人，赶早去看雾岚的人，趁黄昏赏飞霞的人，这样的人有诗情。有诗情的女子一般很悲剧，因为她太向往美好的东西。有诗情的女子如果再有才情，就是最好的诗人和散文家，但依旧摆脱不了悲剧。这一点，男人却不一样。男人有点才情就有了匠心，如果再有了诗情，就脱胎换骨成了艺术家。男人诗情再浓也不会有人生的悲剧，只会使自己的艺术走向癫狂。

他很早就感悟到人的生命来之不易，要十分珍惜来到人世的宝贵机会。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人生是一次盛大的赴约，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信守由人类积累起来的理智所提出的至高无上的诺言……”那么“诺言”是什么呢？就是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在另一篇日记里又写道：“也许，人的生命是一场正在焚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去做的，就是竭尽全力要从这场‘火灾’中去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这种“追赶生命”的意识，在同龄的孩子中是极少有的。盖茨所想的“诺言”也好，追赶生命中要抢救的“东西”也好，表现在盖茨的日常行动中，就是学校的任何功课和老师布置的作业，无论是演奏乐器、还是写作文，或者体育竞赛，他都会全心全意花上所有时间去最出色完成。

贝利是20世纪20年代人人皆知的珠宝大盗。他所偷盗的对象，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上流人士。他还是位艺术品鉴赏家，所以有“绅士大盗”之称。贝利因盗窃被捕，被判刑18年。出狱后，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他，其中有位记者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贝利先生，你曾偷了许多很有钱的人家，我想知道，蒙受损失最大的人是谁？”贝利不假思索地说：“是我。”记者们哗然大笑。贝利接着解释说：“以我的才能，我应该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华尔街的大亨，或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一分子；但我不幸选择了做小偷，成了一个向自己偷盗东西最多的人——各位都知道，我生命中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监狱里消耗掉的。”向自己偷窃者，其实大有人在。为什么人们会干这种蠢事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何在。

同样是登山，有人一边爬一边驻足看山下的风景；有的人认定目标，一个劲儿地往上攀。前者虽然爬不了多高，却颇得登山之乐；后者固然可能及时到达峰顶，享受一览众山小的壮阔，但也可能半途累垮，或虽然到达顶峰，却天色已暗，什么也见不到了。 人生就像登山，有的人欲望不大，步调缓慢，虽不能有杰出的成就，却享受了生活的乐趣。有的人理想远大，却能力不足，结果半途而废，壮志未酬。又有些人虽然意志坚定，达到了理想，却已是年老体衰，难有作为。只有极少的人是既有远大的抱负，又具卓越的胆识和超人的体力，能直登绝顶，看群峰拜于衽席之下，享受尺寸千里的美景。 先审度一下自己的能力再登山吧！爬在高处也往下看看，享受一些繁忙中的快乐吧！免得到头来什么都没看到，却已经不得不结束这“人生之旅”了。

有一则寓言故事：清早，王子到花园散步，发现所有的花木都枯萎了，探问之下才知道：橡树自怨没有松树高大俊秀，所以厌世；松树恨自己不能像葡萄多结果子，也不想活了……所有的植物都因“恨己不如人”而全无生机。唯有角落边的一株小小的安心草，在暮气中仍旧灿烂地开放着。王子欣喜地问它为何能保持生机，安心草回答道：“因为我知道你种我，就是要我做安心草。所以，我就快乐地做好我自己。”

有一艘海轮航行途中触礁，船体进水。乘客有的急忙找救生圈，有的找自己的行李。更多的人在发牢骚：有的责怪船长，说其驾驶技术太差；有的大骂船厂，说其生产伪劣产品。 这时，有位乘客高声喊到：“命运不是掌握在我们嘴上，而是掌握在我们手上，快堵住漏洞！”大家这才如梦方醒，赶快行动起来，进行自救。最后漏洞被堵住了，海轮安全地驶到了彼岸。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身处困境要记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少女时期，尽管秀兰·邓波儿的演技日臻成熟，但观众怀念的依然是童年时的她。 1950年，22岁的秀兰宣布退出影坛。之后，她成功转型进入政界，开始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1969年，她被尼克松任命为第24届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1974年，秀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加纳女大使。两年后，她又担任国务院礼宾司司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这一要职的女性，福持总统曾评价她表现一流。1977年4月，秀兰来中国访问。在里根时代，她一直任职于美国国务院。1989年，她又被老布什任命为驻原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任期3年。 面对童年和少女时期事业的大落差，秀兰没有颓废忧郁，而是勇取地放弃了原来的事业，拓展出新的职业领域。 小鹰如果不敢跳下悬崖，就永远学不会飞翔，面对人生的断层，不要迷恋过去，勇敢地为自己寻一个新的开始吧。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是失业的人，李家寡母孤儿，就更难找到工作了。母亲设法批发一些塑料花去卖，每天只能赚到几角钱，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五口。李嘉诚是家中的长子，对母亲非常孝顺，他不能不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负，所以到处找事情做。一位茶楼老板看他们可怜，答应收留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16岁的小嘉诚，从此踏进纷纭复杂的社会，开始了顽强拼搏的人生旅程。南方人起得早，睡得晚，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每天“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来说，这实在是太难熬了。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的“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但是他想到母亲和弟妹，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家庭分忧，就是再困难也得拼下去。

莱妮·丽劳斯塔尔，德国的一位传奇女性，被英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位艺术家之一”。可是她有着并不光荣的前半生。20岁那年她因天生丽质、演绎出众而被当时的纳粹头子目钦点成战争专用宣传工具，德国战败后被判入狱4年。刑满释放后，她仍然走不出囚犯的影子，没人敢起用她、收容她，甚至没人敢娶她，年近半百的她依然形单影只。50岁生日时，她决定只身深入非洲原始部落，采写拍摄新闻，这改变了她的命运。之后的一切是那么的顺利，她用照片一举奠定了她在德国摄影界的地位，在非洲部落获得了真挚的爱情，短片《水下世界》创造了纪录片的一个里程碑，也为她的艺术生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99年6月20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来了这样的母女三人。13年前，湖南永顺县肖家坡的肖燕云的父亲去世，家中欠债几千元，她与姐姐的学费成了妈妈最大的负担。于是妈妈拿了一长一短两根稻草让她们抓阄。结果，燕云抓上长的能上学了，学习更好的姐姐却辍学下了地，又到县城当临时工，挣钱供妹妹读书。后来，燕云成了她们乡第一个大学生，她利用课余时间打扫楼道，在校内商店站柜台，在食堂打工，到了大二时就再没要过家中一分钱。1998年，她们的故事被拍成公益广告《一根稻草两种命运》。燕云至今仍对姐姐十分内疚，她表示，要帮助姐姐学一门技术，将来让姐姐的孩子上一所最好的学校。这不免使人想起德国15—16世纪的油画家、雕刻家丢勒。丢勒出身贫苦，曾跟父亲学银匠手艺。他与自己的一位兄弟都酷爱作画，但父亲却没钱供他们上艺术学院。于是有一天，两兄弟用掷钱币的办法作了裁决，丢勒赢了，离家赶往纽伦堡学习，兄弟艾伯特输了，就下到危险的矿井，挣钱资助丢勒。4年后，丢勒崭露头角，衣锦荣归，他深情地向兄弟敬酒：“现在，艾伯特，应该倒过来了，你可以去纽伦堡实现你的梦，而我应该照顾你。”艾伯特却泪流满面，伸出自己的手说：“不，兄弟，这对我已经太迟了……4年的矿工生活，我每根手指头都遭到过骨折，右手的关节炎已使我握不住酒杯来回敬你，更不用说在画布上描绘精致的线条了……”后来，丢勒苦心画下了兄弟那双饱经磨难的手——《祈求的手》。

我问一个颇有成就的朋友：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命运？“有！”他不假思索地说道。我糊涂了：“如果真有命运存在的话，也就相当于一切都已经是注定的了。既然如此，那你还奋斗什么？”朋友笑了，拉过我的手，生命线、事业线、感情线地讲了一大通。讲完后，他突然使劲儿把我的手合成了拳头。“你看，无论是哪条线，现在都在你自己的手心里了。” 我如遇当头棒喝，恍然大悟，可不是，命运线全在我自己的手里。他微笑着继续说道：“生命当中，总有些不由自己把握的东西。奋斗的意义，就是尽可能地把握住更多的东西。” 大部分的命运，其实都把握在我们手中。何去何从，全在于自己的选择与奋斗。

古希腊剧场有种石雕，是两张并列的人脸：一张眉尖嘴角上翘呈现着欢喜，一张眉尖嘴角下弯表示悲痛。那时的人类就懂得，人生多变，结局不同，所以反映人生的戏剧要分为喜剧和悲剧。后来，希腊石雕演化为戏剧的图腾，就是一喜一悲两张脸。就个人而言，欢乐固然应该成为生活的主流，但是，悲痛也并非都是多余的情绪。只知欢乐而没有悲痛的人生，未必是灿烂的人生。能够悲痛，并将悲痛控制在适当的程度，在悲情的宣泄中达到心理平衡，痛定思痛，化悲痛为力量，从而感悟出能够避免失败的良策，重新踏上人生的旅途，则是智慧、有福之人。该大笑就大笑，该痛哭就痛哭，才是完美的人生。弘一法师圆寂时，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那是最高的精神境界，我们几时修得到此？

结婚20年，他终于下决心将当初置办的旧家具处理掉，换上新家具。 能搬的都搬出去了，只剩一件三门大衣橱，当初是在室内做成的，怎么也没法整个搬出去，只好就地拆破。撬、凿、敲，没想到看起来那么破旧的衣橱，拆起来竟然那么费劲。他感慨当初怎地就做得那么坚牢。 新家具是订购的，搬进来时，百般当心，仍有一处被撞损了，他又感慨新家具怎么就那么娇嫩。于是认定是新不如旧，今不如昔。 说给友人听，友人反驳说，其实质量是差不多的，只是你想呵护，它便易损了；你想拆破，它反倒牢不可破。世事亦如此。

拳王泰森接受中国记者采访，其中有几个问答值得一记。当被问及一生中最为特别的体验时，泰森说：“我自身的经历是别人所没有的。我的一生大起大落，‘功成名就’与‘大起大落’都在我身上上演，同时承受这些本身就是特别的体验。”当被问及对自己性格的评价时，泰森说：“以前太容易愤怒，然后就失去了控制。过去我是很随便的人，喜欢随心所欲地做事。但现在我要学着克制和忍耐。这两者本身就是冲突。这是对我自己的惩罚。”当被问及对什么事曾经很看重，现在却不看重了时，泰森只答了一个字：“赢。”

南开大学104岁的经济学家杨敬年教授，在进入古稀之年后创造了10项重要成果，除去译作，他70岁以后撰写的论著超过了150万字。90岁时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论》，93岁时出版了译作《国富论》，他每天工作8小时，用了11个月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100岁时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眼下他正计划修订一部著作，腹稿早已打好，他能随口讲出需要新添的篇章。正如学生们送给他一块匾额上写的话：“生命从百岁开始”。活到老，学到老，即便身体已经老去，但生命的价值不减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