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英国运送犯人到澳洲，按上船时犯人人头给私营船主付费，船主为了牟取暴利，便不顾犯人的死活，犯人生存环境恶劣，食物还被克扣，有些船主甚至一出海就把犯人活活扔进海里。英国政府于是制定了新办法，按到达澳洲时活着下船的犯人人头付费。于是，私营船主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让最多的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后期运往澳洲的犯人的死亡率相当低，最低的只有1%，而原来最高时竟高达94%。海船从“地狱”变成“天堂”，并非船主良心发现，而仅仅是计费方法的变化。人性难改，但方法易变。一个好方法，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功德无量啊！

2013年4月，得知鄞州区古林职高教师王良飞的妻子和女儿遭遇不幸后，87岁的瑞典籍华人张秀娥立即捐款献上爱心。10年来，张秀娥省吃检用，每年把10万元退休金捐赠给公益事业，至今捐了上百万元。张秀娥出生在镇海，早年跟丈夫去了瑞典。十多年前，她开始领取瑞典政府发放的养老金。10年前，张秀娥的视力开始衰退，前几年已双目失明，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在鄞州区洞桥镇鱼山头村建起一家颐养院，为此捐出了40多万元。颐养院建成后，免费收养生活有困难的老人，日常开支全由她承担，她说：“我一个人的退休金可以让更多的老人过上幸福生活，这钱花得值。”张秀娥平时非常节俭，对需要帮助的人却又很大方。这份反差，让我们读出了一个“老宁波”的爱乡情结和她的高尚灵魂。

面对先进的世界文明大潮，曾国藩以其远见卓识，不顾世人反对，奋然投身其中，积极开展洋务运动。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第一个造出轮船，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第一个提出“官商督办”，第一个上奏提出派遣留学生计划。特别是选送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更是打破了国人的守旧心理。自古以来，只有日本、朝鲜等国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从未有过堂堂天朝大国派遣人员远赴外夷学习之先例。可以想见的是，此项“中华创始之举”会受到多大的非议与阻力。他曾选派的120名留美幼童，涌现出了铁路专家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民国总理唐绍仪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各种专业人才。

1944年冬天，德国纳粹终于被苏军赶出了苏联国土，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兵成了俘虏。在莫斯科大街上，每天都有一队队的德国战俘面容憔悴地走过。这时，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站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是妇女，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都死在了战争中。她们每一个人，都和德国人有着一笔血债。因此，当俘虏们出现时，她们的双手都攥成了拳头，眼中充满仇恨。士兵和警察们竭力地阻挡着她们，害怕她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满脸皱纹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破旧的长筒靴。她走到一个警察身边，希望警察能让她接近俘虏。警察同意了这个老妇人的请求。她到了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她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眼神中透着绝望的俘虏的衣袋里。然后，她转向身后那些充满仇恨的同胞们，平和而慈祥地说：“当这些人手持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被解除了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具有共同外形和共同人性的人。”老妇人说完这些，就静静地离开了。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凝住了，不一会儿，很多妇女便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给他们……所有的俘虏都泪流满面，他们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有朋友称，挤公交车挤出经验来：如果有选择余地，最好选后排。这是公德未泯灭可意志太薄弱之流的存身之道。当车上人群渐渐拥挤，鬓发斑白的老者，携雏抱婴的弱妇，辛苦万状地站在车头位置和中间位置时，你却可作壁上观，不必牺牲一席之地，隔着厚厚的人墙，你获得了空间上实惠与良心上的安慰：不好意思，我没法给你们让座。 古代有良心而无血气的士人，每逢暴君乱世，便选择打更守城门的差使，这样既无饥寒之虞，又可免去牺牲自己拯救世道的麻烦。这打更守城门的差使便是他们在历史舞台上选择的“后排”。 五代时冯道，任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他总在前排做宰相，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骂他，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面骂他，骂他为何不选“隐士”，“下僚”这样的“后排座位”去安置自己，坐错位子，千古挨骂！ 不过，坐后排的后遗症可真够受的：在后面逍遥快活，老弱病残只好站着痛苦；缩着脖子打更守城门，家国只好遭受破碎的命运。难怪经历南明破亡的顾炎武要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