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刘禹锡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失败后都被贬官。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不久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播州（辖今贵州遵义市等地）刺史。当时播州属于荒蛮不开化的地方，瘟疫盛行。柳宗元哭着说：“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他考虑到刘禹锡母亲年纪大了，便上书皇帝，请求让刘禹锡到柳州而自己到播州去，即使因此得重罪，也不后悔。当时，正好朝中也有人替刘禹锡请求，于是刘禹锡得以被改派到连州。

北宋的范仲淹因主张改革，惹怒了朝廷，被贬去饶州。当范仲淹卷起铺盖离京时，一些平日与他过从甚密的官员，生怕被说成是朋党，纷纷避而远之。有个叫王质的官员则不然，他正生病在家，闻讯后，立即抱病前去，大揺大摆地将范仲淹一直送到城门外。在那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封建社会里，王质能做到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真诚待友，与那些见利忘义之徒相比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真心待友，不计个人得失，甚至安危。这样的挚友，当今世界又能有多少呢？

《伊索寓言》中有一个《马和驴》的故事。某人有一匹马和一头驴。在旅途中，驴对马说：“你如果肯救我一命，请分担一点我的负担。”马不听。驴精疲力竭，倒下死了。主人把所有的货物，连同那张驴皮，都放在马背上。马哭着说：“真倒霉！我怎么这样不幸？我不肯分担一点负担，却驮上了所有的货物，还加上这张皮！” 无数事实和故事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有人曾做过这么一个实验，把七八只黄蜂同时关进一个密封的小木箱，几天以后将木箱打开，发现木箱的四壁分别多出了七八个小洞，每个洞里各有一只死去的黄蜂。而这些小洞，最浅的也已经超过了木板厚度的一半。也就是说，只要这些黄蜂在危急关头能够团结合作，每一只都在同一个位置轮流钻上一段，那么完全可以轻易打破木箱，化险为夷，走出绝境。可遗憾的是，它们一个个只顾各自逃命，最后却全部命丧黄泉，无一幸免。

著名学者陈之藩在青年时，胡适先生给了他一张四百美元的支票，资助他到美国留学。陈之藩后来有了钱马上就还给胡先生，还写了一封信致谢。胡适接到信后给陈之藩写了回信：“之藩兄：谢谢你的来信和支票，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永远有利息在人间”，说得多么好啊！一个人在世上能把私利看淡到如此境界，确实是不易的。陈之藩在后来说：“我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恩惠在人间，必会在人间得到丰厚的“利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人活在世上，有这样一种澄明的心胸，才能昭如日月，平淡坦然，人生才算得上大自在！

同治三年(1864年），清廷与太平军的战争，基本已尘埃落定。除了曾国荃围困的金陵尚未攻破，其他地方的太平军都被消灭。为了早日攻下金陵，朝廷下旨，让那些拥兵的巡抚发兵助剿。左宗棠接到圣皆后，立即将水兵营调过去，还把炮队也派到金陵；李鸿章却找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不但不派兵增援，还索性请假回老家成亲。这让众人很是不解，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因为恩师举荐，他才做了江苏巡抚，而曾国荃既是曾国藩的弟弟，也是曾国藩的属下，帮曾国荃就是帮恩师啊，为何他却如此忘恩负义？几个月后，金陵被攻破，曾国藩兄弟领了头功，分别被封为侯爵和伯爵，荣耀无人能比。让人费解的是，第一时间出兵相助的左宗棠不仅毫无功劳，还惹得曾国藩老大不高兴，主将曾国荃也非常不满，就连士兵们都非常抵触。而未出一兵一卒的李鸿章却得到曾国藩夸奖，经曾国藩奏请，他被朝廷加了头等顶戴，并被封为一等伯。原来，曾国荃围困金陵已长达两年之久，城内所存粮草早已用尽。太平军先是挖野菜充饥，到最后野菜都挖光了，只能喝雨水和河水，而且天王洪秀全已染重病，生命垂危。大家都知道，太平军气数已尽，克复金陵只是早晚的事。这么大的功劳，岂能让曾氏兄弟独享？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因此向朝廷奏请发兵相助，朝廷也想早日克复金陵，便下旨让各路人马增援。湘军吃了那么多的苦，做了那么久的前期工作，眼看胜利在望，却凭空跑出来一帮人要抢功劳，心里当然不乐意。李鸿章只供粮饷却不派兵，就是不想分别人锅里的羹，不想抢别人的功劳，正因如此，曾国藩才对他特别感激，也愈加器重。碰上好事，人人都想分一杯羹，能克制自己，不因一己私利让别人利益受损的人，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并最终赢得更长久的发展。

谭世明，男，23岁，共青团员，生前为重庆市开县高桥镇初中教师。2003年12月23日晚11时许，当地罗家16号井突发特大井喷事故，硫化氢毒气泄漏，夜深人静，很多人都已睡熟。谭世明发现后，立即打电话通知高桥镇一所学校及当地村民撤离，通信中断后，他骑摩托沿山路逐一通知附近的20余户村民。得到他通知的1200余名师生和100余名村民迅速转移。当他回家再背起体弱多病的老父亲撤离时，没走几步就倒在自己家门前，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人们找到谭世明的遗体，只见他右手握着自己的手机，左手拿着一块湿毛巾，从他的手机里查到，在10分钟内他连拨了7个电话，把井喷的消息告诉给人们。

米友仁是宋代非常有名的书画家，而且非常喜爱古代名人的作品。有一次，米友仁向别人借来一幅《松牛图》，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将画临摹好。可是，要还画时，他将自己临摹的画还给别人，将真画留下。过了两三天，画主就来找他要回真画。他疑惑地问画主：“你是怎么发现的？”画主笑了笑说：“我的真画，能从牛的眼睛里看到牧童的影子，而你还我的看不到。”米友仁无奈，只得把真画还给画主。因为喜欢名画，米友仁可不只一次这样做，他用这种卑下的手段获得了不少名贵的古人名画。

有一位英国农场主，他庄园里的果树长得特别好，而他周围农场的果树都长得很差。于是，到了栽种的季节，这位农场主便把优质的种苗分送给周围农场的人。人们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这样道德高尚、慷慨大方？这样他收获的果实不就卖不出好价钱了吗？农场主回答说：“如果我的庄园周围都是劣等果树，那么那些果树的花粉还是会通过蜜蜂传播到这些优等果树中来，这样一来，大家都没什么好处。” 帮助他人也是在帮助自己。其实，帮助自己最好的方式正是帮助他人。

在巴基斯坦有两个很不同的海。一个叫加利利海，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淡水湖，因盛产鱼虾而闻名。另外一个海就是死海，没有任何生物。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大海的源头竟是相同的，都是约旦河。它们为何会如此不同？ 原因是很简单：约旦河流入加利利海，然后，从加利利海的尾部进入了大洋或者其他的支流，供人们使用。 但是，当约旦河流入死海以后，将永不复出。死海“自私地”将水只是留给了自己。而这“自私”的行为也导致了它自身的“死亡”。 自私的人，最终伤害的往往是自己；为别人付出的人，最后自己也会受益。

—个乡下人在城里一条商业街开了家店铺。刚来时，他发现这条街坑坑洼洼，到处是残砖乱石，他觉得很奇怪。邻街的商家告诉他，这些石头有用，街上的生意不好做，石头可以使经过的路人或车辆慢下来，人们走进店铺的概率就会增加，这样才能有商机呀。乡下人对这种逻辑颇不以为然，他不听周围人的劝阻，坚决搬走路上的石头，并找人将路面修平。这以后，这条街人车畅通，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商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增。众人疑惑不解地问乡下人：路畅其流，人们驻足停留的机会少，何以商机反倒增多了呢？乡下人答曰：路不好走，人们心生抱怨，便不愿走此路，多选择绕道而行。经过的行人少了，商机怎么能多？搬走石头修平路面，使其畅达，绕道的人自然回来了。

《史记》所载，廉颇失势之时，他的门客全都走了。当朝廷又复用他为大将后，门客又都回来了。他愤怒地吼道：“你们都滚！”门客却笑着说：“您怎么到现在才知道，天下都是势利之交，您有权势，并养得起我们，我们当然都来追随您；您一失势，我们当然要散去，这是世道的当然道理，您难道连这点也看不明白吗？”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谢济世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上任不到十天，他就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引起雍正不快，结果被免去官职，谪戌边陲阿尔泰。与谢济世一同流放的还有两个人。经过漫长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陀罗海振武营。三人商量着怎样去拜见将军，这里的人告诉他们：戍卒见将军，要一跪三叩首。另两人听后神色凄然，为读书人竟要向一介武夫下跪而难过。谢济世却不以为然，劝慰他们说：“这是戍卒见将军，又不是我们见将军。”没想到，将军对读书人很是敬重，不仅免去了他们行大礼，还尊称他们为先生。从将军那里出来的时候，那两人很是高兴，面露得意之色，谢济世一脸平静地说：“这是将军对待被罢免的官员，不是对待我们，没什么可高兴的。”在一般人看来，遭逢屈辱是非常痛苦，甚至难以忍受的事情：而享受尊敬却是令人得意、欣喜的。这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但谢济世在做人的境界上显然更胜一筹，那就是，他做到了“无我”。谢济世铁骨铮錚，疾恶如仇，为民谪命，不畏权贵。一生四次被诬陷，三次坐牢，两次丢官，—次陪斩，一次充军，历尽坎坷，被当时朝野誉为“铁面御史”和“小包公”。无论置身于怎样的处境，他总能忘却自己的荣辱得失，把自己置身事外，这样就免除了各种烦恼和困惑。

1979年，在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面对先进的世界文明大潮，曾国藩以其远见卓识，不顾世人反对，奋然投身其中，积极开展洋务运动。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第一个造出轮船，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第一个提出“官商督办”，第一个上奏提出派遣留学生计划。特别是选送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更是打破了国人的守旧心理。自古以来，只有日本、朝鲜等国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从未有过堂堂天朝大国派遣人员远赴外夷学习之先例。可以想见的是，此项“中华创始之举”会受到多大的非议与阻力。他曾选派的120名留美幼童，涌现出了铁路专家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民国总理唐绍仪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各种专业人才。

范仲淹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1029年，范仲淹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1035年，范仲淹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在这几次事件中，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动者，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托德·库伯曼是波士顿大学药学院的一位硕博连读生。在读博期间，库伯曼要经常去一些药物技术转换所实习。在这里，他见证了许多医药新技术转化成药品的经过，这种实践让他感觉到药物生产有些像厨师做菜的感觉，其中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现象和潜在危害。此外，库伯曼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简称FDA）实习时，还接到过多起消费者的投诉。比如，一位父亲称自己曾给5岁的儿子每子服用一定剂量的维生素，这些剂量都是根据使用说明书来的，结果一段时间后儿子却发生了异常，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服用的剂量超标的缘故：“每天的剂量整整超了一倍！”一位老人为了强健身体，一直在服用一种人参片剂，结果后来这种片剂却被曝光含有致癌的杀虫剂。另外关于伪劣药品的投诉更是不计其数。这让库伯曼对FDA的检测监督职能产生了极大怀疑。直到后来，库伯曼才发现原来由于人手和经费的缺乏，FDA对其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很差。库伯曼决定尽可能地帮助有这些顾虑的消费者，做一个有良心的人。为此他推掉了美国一所知名度很高的医院的聘请，于2000年年底创办了一家名为“消费者研究室网络”的公司。公司为全美的消费者们检测多种药品，并指导消费者进行取舍，而不是一味听信广告宣传。公司也成为全世界第一家独立的药品及膳食补养品的消费监督机构，不接受任何一家产品生产商的邀请和送礼，也不理会任何说情和干预。到目前为止，“消费者实验室网络”公司已经为全美100个不同种类的药品以及2000多种膳食补养品做了检测，检测总数达到在销品的95%，检测的结果显示其中有25%不合格，有些品种的不合格率甚至高达70%！每隔一段时间，这些检测报告和数据就会汇编成书，面向市场销售，目前每期已经有近20万的固定订户，公司网站每天也有近300万人访问。当所有人都觉得保健行业有利可图，有漏洞可钻时，库伯曼却靠着自己的良心为消费者建立了一堵防火墙！他获得的可能不是暴利，却收到了一份比暴利更丰厚的收入，那就是消费者们对他的信任和求助！

1947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谈到中国的公德问题：“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都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照例是灰尘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理，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60多年过去了，这些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费孝通再一次指出，现在经济已经把全人类绑在一起，可是缺少一个道德和共同的做人标准，21世纪我们要承受住经济上的发展，必须加强道德秩序的确立。

2008年初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开始评选。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因为这部长篇小说非常优秀，所以出版社准备上报参评，角逐“茅盾文学奖”。铁凝得知这个消息后，经过慎重的思考，郑重地给评委会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在我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期间，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参加任何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评选活动。” 不因为自己的有利条件而选送自己的作品，即使自己的作品再优秀，也宁愿让出名额给那些更有潜质的作家，铁凝这样的坚守与执着，成就了文学界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她这种“让奖”的豁达胸怀，令人敬佩。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严于律己，公私分明。解放后，根据工作需要，国家给他配了一辆“吉姆”。他却总是每月买两张月票，一是公共汽车月票，一是北海公园月票。除了接送外宾，开会或有急事用小车外，他上下班都从北海公园步行穿过，一来可留心观察气候，二来可锻炼身体。凡办私事，如去医院、上街等，他一律不用公家汽车，更不允许家属、孩子坐他的车。1966年以后，他要求减薪三分之一，组织上未同意，他就每月将工资的三分之一另外储存起来。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将8年中积下的这笔钱，全部作党费上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