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年近九旬的齐白石应《人民画报》之约，画一植《和平鸽》，却又迟迟不动笔。关门弟子娄师白问老师是何故，齐白石说：“我以往只画过斑鸠，没画过鸽子，也没有养过鸽子，不好下笔啊！”于是，为了能把鸽子画好，他让小儿子良末饲养了许多鸽子，对鸽子进行细致的研究。他还到养有鸽子的弟子家观看鸽子，记清楚了鸽子的尾巴有十二根羽毛。他请来好养鸽子的梅兰芳，了解鸽子的习性；他亲手放飞鸽子，观察鸽子飞翔时的姿态，他更认真揣摩了毕加索画的鸽子，说：“他画鸽子飞时，能画出翅膀的振动，而我画鸽子飞时，要在翅膀不振动里看出振动来。”最终，他圆满地为《人民画报》完成了一幅《和平鸽》，作为1952年10月刊的封面，这也成为齐白石一生中一幅以动物为主体的上乘之作。白石老人绘画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生不搞妄作，没见过的东西，没有仔细研究过的东西，他不画。

20世纪初美籍意大利移民弗兰克开办的一家小银行遭到抢劫，使他破了产。他决定偿还那笔天文数字般的存款。所有的人都劝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件事你是没有责任的。”但他回答：“是的，在法律上也许我没有责任，但在道义上，我有责任，我应该还钱。”偿还的代价是三十年的艰苦生活，寄出最后一笔“债务”时，他轻叹：“现在，我终于无债一身轻了。”

西方有愚人节，这天可以开些玩笑。而纽约的一家报纸竟跟大作家马克·吐温开了个太过分的玩笑，这家报纸报道：“马克·吐温X月X日辞世了。”当马克·吐温亲自迎来那些吊唁的朋友时，许多人又惊讶，又气愤，大家纷纷谴责那家不负责任的报纸。但是马克·吐温一点也不发火，他恢谐地说：“报纸说我死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把日期提前了一些。”

“虽然此行非常危险，不过我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一定会活着回来。”日本独立记者后藤健二没能履行自己的诺言。2015年2月1日，这个年仅48岁的生命，终结在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刀下。后藤健二1991年从日本法政大学社会学院毕业后，在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供职。1991年，他成立了自己的通讯社“独立社”，从此开启了自由记者之路。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他报道战争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强调谁赢谁输，他只说普通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被迫承受战争冲突和恐惧的孩子们的故事。”《经济学家》杂志驻墨西哥分社社长亨利·特里克斯说。去年5月，后藤健二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些地方遭遇着巨大的困难，但即便在那里，人们也每天生活着，那些人总有话要说，有信息要传达。如果我能帮助他们把信息传递给世界，那么就可能促成某种解决办法……如果真的那样，我也就可以说，我的工作是成功的了。”

2014年3月，埃博拉疫情突然在西非爆发。埃博拉是一种让人类束手无策的病毒，感染性强，死亡率极高。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三个国家成为重灾区。而且疫情还在不断蔓延，威胁着周边国家的安全。一时间，世界各国谈“埃”色变。中几友好医院的中国医生选择了坚守，他们借鉴抗击非典的经验，制定出一套疫情应急方案，并向几内亚工作人员和当地华侨华人广泛宣传，普及防控知识。接着，中国的后援医疗队很快抵达这里，一场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大接力开始了。2014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声明，宣布西非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议疫情发生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有些援非国家开始撤走本国医生，召回驻疫区国外交官。而在声明发布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决定派出3支专家组分赴西非三国，对当地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工作进行技术援助。同时，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于当地时间11日分别运抵三个国家。在最危难的时刻，中国医生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患难与并、风雨同舟。这是中非友谊的真情体现。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中，世界看到了中国医生的使命，也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担当。

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民国头十年他在湖南办报，当时帮他誊写文稿的有三人。 第一个抄写员沉默寡言，只是老老实实地抄写文稿，错字、别字也照抄不误，后来这个人一直默默无闻。 第二个抄写员则非常认真，对每份文稿都先进行认真仔细地检查后才抄写。遇到错字、病句都要改正过来。后来，这个抄写员写了一首歌词，经聂耳谱曲后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他就是田汉。 第三个抄写员则与众不同，他也仔细看每份文稿，但他只抄与自己意见相符的文稿，对那些意见不同的文稿则随手扔掉，一句也不抄。后来，这个人建立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叫毛泽东。 最基础的抄写工作，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思想。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机械的训练，一定要开动起自己的头脑！

1914年8月4日，英国正式对德宣战。几个月后，英田温莎小镇的一所学校人声鼎沸，五千余名毕业生戎装待发，即将开赴一战阵地。这个位于温莎小镇的学校，就是英国最为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 那一天，校长并没有做什么慷慨激昂长篇大论式的演讲动员，只是将目光静静地扫过这些稚气未脱学生的面庞，淡然却不失坚定地说：“去吧，去吧，请别忘记，你们浴血厮杀在战场，无论生与死，灵魂都在伊顿的校园里飞扬。” 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四年的时候，英国军队无意中发现了一组奇怪的数字。当时，英国有大约600万成年男子奔赴战场，他们的阵亡率在12.5%左右，而伊顿公学参战的贵族子弟的死亡率却高达45%。这是一组异常奇怪的数字，伊顿公学是英国最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毕业的贵族子弟大多都是担任军官职务，可为什么死亡率却反而远远高于普通士兵呢？12.5%和45%之间，落差太大，不得不让人奇怪。 英国政府抽调了一定的人力，翻开崭新的战后档案查阅，但无论怎么查，仅能查到当时的贵族子弟军官参与的战役名称、阵亡时间、阵亡过程。他们甚至连每一场战役的过程分析、火力对比、战情比较都进行了研究，但从翻阅到的文字材料上看，还是不能得出任何可以让人信服的结论。 最后，他们找到了伊顿公学的校长。校长听闻他们的来意，摆了摆手说，根本不需要查阅任何资料，原因其实很简单——在战争中，伊顿的毕业生始终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阵亡率自然会远远高于普通士兵。之所以能做到这样，那是因为在伊顿学生的灵魂里，责任感和荣誉感远远大于生命。这种解释，后来也得到了很多毕业于伊顿公学军官手下士兵的佐证。 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大名校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如果有人问起伊顿公学每年250名左右的毕业生中，至少有70余名学生能进入牛津、剑桥的秘诀，负责人往往不会作太多解答，只会将这个将近一百年前的故事重新描述一遍即可。

1944年，美军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指挥三百多万盟军官兵、二万多艘战船，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在诺曼底成功抢滩登陆，拉开了盟军反攻的序幕，也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在电台发表了一份激情澎湃的演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这是盟军的伟大胜利，这是全体官兵浴血奋战的结果，法西斯德国的坟墓将就此挖掘。”演讲完毕，电台工作人员在整理文稿时，却无意中发现了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份演讲稿。这也是为诺曼底登陆准备的演讲稿，内容却截然相反：“我悲伤地宣布，我们登陆失败。这次失败完全是我个人决策和指挥失误造成了，我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一个事件，两份演讲稿。一份为胜利而准备，一份为失败而准备。

这是两份美国NBA球员的“战绩单” 第一份：该球员职业生涯场均得30.123分，历史第一（张伯伦以30.06分居第二）；十次荣获得分王，历史第一；曾连续七次荣获得分王，历史第一（和张伯伦共享）；连续866场比赛得分达到两位数，历史第一；单赛季场均得分30以上次数最多，8次历史第一；季后赛平均每场得分33.4分，历史第一；季后赛职业生涯总得分5987，历史第一。 第二份：该球员职业生涯中有9000多个球没有投中，输掉了差不多306场比赛；还有26次，队友把决定比赛的最后一球传给他，结果他没投中，输掉了极其关键的比赛；他还有两个很不光彩的纪录：参加三分球大赛最低得分5分，这可能是NBA球员的最低世界纪录；他曾在一场比赛中一球不进。 你可能不会想到，这两份“战绩单”竟出自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被誉为美国NBA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迈克尔·乔丹，他曾六次获得NBA总冠军，两次夺得奥运会冠军。迈克尔·乔丹曾说：“我的人生失败过一次又一次，这才是我成功的原因。”

2003年，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因为在西安市街头经营一家名为“眼镜肉店”的小肉铺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时间陆步轩成了公众人物，接到的聘书达200多份，甚至一家美国公司的经纪人也准备与陆步轩进行合作。 人们关注陆步轩事件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其中一条也许更直接、更能接近真相：北大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卖肉？在大学生就业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时候，大学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会有一些空格。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首先把这个空格考虑进去——大学生应当放弃“精英心理”，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去选择岗位。毕竟，谁都得首先解决吃饭问题。挥刀剁肉即便不是北大才子的理想，但却能维持一家人稳定的日常生活。 像这样的大学生的“另类就业”，还有很多。 收废品：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在长沙收废品，年收入近百万。自己号称“干着别人看不上的职业，却赚着让大多数人羡慕的收入”，网友们戏称其为“垃圾一哥”。 保姆：10名“川妹子”大学生保姆被作为特殊人才，拍卖一年的工作权，这也是中国首场大学生保姆拍卖会。 擦鞋匠：从四川第一家大学生创办的星级擦鞋连锁店正式开张，到郑州女大学生擦鞋在网上掀起旋风，她们隆重成立了“大学生新起点擦鞋公社”。 卖猪肉：北大才子陈生悄悄进入养猪行业，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广州开设了近100家猪肉连锁店，营业额达到2个亿，被人称为广州“猪肉大王”。 卖红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生李铿锵毕业后开始卖红薯，不到一年时候，共创立了10家连锁店。

青年爱迪生曾因把发明用在错误的地方而丢掉工作。当时他在铁路局担任晚班报务员，铁路局规定，晚上九点以后，为避免工作人员偷懒睡觉，报务员需每一小时发一次讯号给车务中心。于是爱迪生便自制了一台自动定时发报机，这东西使爱迪生成为全局最准时，最可靠的发报员。但是，在一次查勤中，车务主任发现了正在睡觉的爱迪生和这台巧妙的机器。虽然主任很欣赏他的天分，但是铁路局需要的是一个老实安分的人，而不是一个发明家。所以，爱迪生就被炒鱿鱼了。 聪明才智要用在正确的地方，而人才，也应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舞台。

1935年，在纽约市一个最贫困、最脏乱地区的法庭上，一名老妇人因偷窃面包正被审问。老妇人头发凌乱，手在微微发抖：“原谅我。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得直哭的孙儿，他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她抬手去抹眼角的泪水。法官依然冷若冰霜，当庭宣称：“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10天的拘役。”判决宣布后，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脱下帽子，放进5美元，然后向其他人说：“现在，请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罚款，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喂养孙儿的城市。”旁听席上的每个人闻之动容，认认真真地捐出了50美分。

罗斯福当海军助理部长时，有一天一位好友来访。谈话间朋友问及海军在加勒比海某岛建立基地的事。“我只要你告诉我，”他的朋友说，“我所听到的有关基地的传闻是否确有其事。”这位朋友要打听的事在当时是不便公开的，但既是好朋友相求，那如何拒绝是好呢？只见罗斯福望了望四周，然后压低嗓子向朋友问道：“你能对不便外传的事情保密吗？”“能。”好友急切地回答。“那么，”罗斯福微笑着说，“我也能。”

汉文帝时，陈平任左丞相。有一次，汉文帝问他：“全国每年收粮多少？”陈平回答说：“这要问治粟内史”。汉文帝又问他：“全国每年的案件有多少？”陈平回答说：“这要问廷尉。”汉文帝闻言，就问：“那你管什么？”陈平回答：“丞相管百官。”陈平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作为左丞相的职责主要是管理百官，而不是粮食、案件等事情。

2014年9月19日，北大法学院前研究生会主席秦明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引起广泛关注。1985年出生的秦明，原本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主席，他幼年失怙，母亲做清洁工将他抚养长大。学习上，秦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201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研究生，其间，不但获得过奖学金，还竞聘成为研究生会主席，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因为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他开始疯狂地追逐金钱，以致因盗窃入狱——事情发生后，他的母亲到北京扫街帮他退赔赃款……

鲁迅在翻译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时，看到这样一句话：“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雕刻。”但是鲁迅没有见过这个雕刻，搞不清出浴者的情态、位置。鲁迅先生一贯严谨认真，绝不马虎，于是他停下手中的笔，查找各种工具书。他听说日本有一部《美术百科全书》中有这幅雕刻的图片，他设法买来，但仍然一无所获。后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把那个雕刻找到了，在仔细研究雕刻的造型后，他才写下注释。

1951年，加拿大乔克河附近一座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相关负责人赶到现场时，核反应堆已经开始熔毀，如果不能立即拆除反应堆，上万人的生命将受到威胁。当时机器人还无法完成这么复杂的任务，必须有人钻进核反应堆内部去拆除。事情迫在眉睫，核电站负责人立刻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求助，他们马上派出一名受过专门训练的海军少尉前去支援。少尉火速赶到现场，投入战斗。他与专家们研究了核反应堆模型后，开始进行拆除演练。拆除工作分为4步，每一步都必须在1分30秒内完成，不能耽搁一秒。而且，所有步骤都要准确无误，哪怕拧错一个螺丝，后果都不堪设想。演练结束后，少尉穿上防护衣，镇定地走进反应堆，开始工作。整个过程中，他受到的核辐射量是常人一年最大辐射准许量的总和。很多人都以为少尉难以生还，只能在心中祈祷他能坚持6分钟，完成拆除任务。出乎意料的是，少尉不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活了下来。后来，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成为美国总统，他就是吉米·卡特。忆及往事，卡特自豪地说：“当你要完成的任务与上万人的性命相连时，你就没有失败的机会。成功源于责任，一个人肩负的责任有多大，战胜困难的决心就会有多大。”

霍克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有一次在一家商场内与一位老人就养老金问题发生争执。霍克一时冲动，骂那位老人：“愚蠢的老家伙。”老人因此把他告到法院。霍克举行记者招待会，就自己不文明的语言，公开向这位老者道歉。他说：“那天我非常烦恼，但这不能成为我使用那种措辞的理由。如果我确实伤害了他的话，我愿意就此向这位先生道歉，诚请宽容我的不逊。”

约翰·亚当斯律师答应为英国士兵辩护，这着实令1770年的美国人大吃一惊，英国人的征税法已经让北美殖民地人民无法忍受，反英情绪激烈，这群英国士兵居然在街头公然开枪，杀死了五个平民。更何况，亚当斯原本还是以反对英国压迫而闻名的。但这一次，他却顶着激愤的群情，替一群英国国王派来的杀人犯打起官司来。 一份文件记录了这个口若悬河的律师的如下辩词：“法律一方面对被告的乞求与哀叫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对公众的叫嚷不理不睬。法律只维护善、惩罚恶，它不以人们的贵贱贫富为标准，法律不受情感左右，它永远是理智的。” 通过他的辩护，后人也得以了解这场屠杀的基本脉络：愤怒的人群叫嚷着“打死他们”，挑衅英国士兵，并且向他们扔去雪球、冰块和石头，后者于是开枪还击。据此，亚当斯在挤满了愤怒的旁听者的法庭里作出如下辩护：如果一名军人在执行职守时杀死一个对他进行侮辱的人，那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几乎大获全胜，包括上尉在内的六名英国士兵被无罪释放，两人被判处过失杀人。这个结局让大多数波士顿人感到失望，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名誉扫地，没有什么官司可打，许多人怀疑他变成了一个亲英派，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是被金钱诱惑——尽管根据记载，他为这个官司忙活了将近一年，却只获得了少得可怜的代理费。 在这个固执的人看来，他所服务的，并不是几个他所反对的政府的士兵，而是以上帝之名制定的法律，这个法律“假定每一个人都是无罪的，在法庭判决之前，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称为杀人犯”。 他曾带领国家摆脱与英国的战争，第一个将美国政府搬进了白宫，他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但在晚年回忆起来，他却觉得，只有1770年那场辩护，才是他一生中为美国所作的“最杰出、最明智、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

2009年2月1日，曾经在北京奥运会上创纪录地夺得8枚金牌的游泳“天才金童”菲尔普斯，被媒体曝光吸食大麻的照片，他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感到非常“悔恨”。菲尔普斯承认，他的确做了那件令自己悔恨的事。“我才23岁，尽管我在泳池取得了成功，可我的表现还显得年轻、不当，没表现得像人们期望的那样。为此，我很抱歉。我向支持我的人和公众保证，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2009年2月6日，美国游泳协会决定对菲尔普斯进行三个月的禁赛处罚，这是“大麻门”事件后，美国和国际相关组织对这位奥运巨星开出的第一份罚单。美国游泳协会表示，此处罚令并非根据《反兴奋剂条例》而做出，“而是我们决定向菲尔普斯发出一个强硬信息，因为他令太多的人感到失望，尤其是那些视他为楷模和英雄的成千上万名美国游泳协会的小会员。”身为偶像，肩负的责任和道义与常人不同，他不但是专业领域的表率，更是道德领域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