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沃特金斯是美国白宫行政管理主任，也是克林顿最亲密的高尔夫球伙伴。克林顿做总统时，戴维曾因为擅自动用总统专机，与两名助手做了一次高尔夫“公费旅游”，被舆论曝光。戴维不但要偿还这次旅行的一切费用，当天克林顿就撤了他的职务。也许当时克林顿心里也不忍，但是作为一国的总统，就该做到公私分明。就任时克林顿曾经说过要减少联邦开支，为了对自己的话负责，就算再好的朋友也要公事公办了。

在台湾，严长寿被誉为“饭店教父”，他从小弟当上总裁，鼓舞了许多年轻人奋发向上。这是他早年的一个故事。这一年严长寿来到了美国运通公司，做起了总务一职。有一天，总经理夫人在街上看中了一条杜宾犬，于是要求总经理为她买回来。严长寿陪同总经理来到狗店。店主人用方言对严长寿说，如果以4000元成交的话，可以给严长寿1000元的回扣。当时，严长寿的月工资是2000元，这1000元当然对他诱惑很大。但严长寿拒绝了，他以合理的价格，把这条狗买了下来。两个星期后，当严长寿刚刚到办公室，就看到总经理一脸忧伤的表情。严长寿关切地问：“你生病了吗，总经理先生？”总经理叹了一口气，说：“记得那条杜宾犬吗？它死了。兽医为它看过病，说它本来是一条病犬。我们上了狗店老板的当了。”严长寿见此情景，很是气愤，但又十分庆幸，气愤狗店老板的欺骗行为，庆幸自己当初没有用4000元买下那条狗，否则，总经理一定会怀疑这里面有诈。下班后，严长寿立即去了狗店，找老板退钱。狗店老板自知理亏，红着脸如数地把钱给了严长寿。

崔群是唐代大臣，为人正直，被选为翰林学士。唐宪宗对他特别信任，下诏规定，今后凡翰林学士奏事，必须有崔群的署名才可以报上来，否则不可以上报。对如此的信任，一般人早洋洋自得乐昏了头，可崔群清醒，他连忙对皇上说：“此事万万不可，翰林院的做法，往往会成为一种规矩，如果照此办事的话，将来万一有阿谀奉承的人担任了翰林院的长官，那么官阶低的人上言进谏就无法上达了，所以请陛下收回这个成命吧！”宪宗一听，也感觉有道理，就没有执行“连署”的旨意。无独有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曾拒绝过署名，那是1986年，钱学森阅读了一位学者的科学论文，读后给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位学者很感激，便主动提出在发表论文时，准备把钱学森的名学同时署上，钱学森立即回信说：“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上作者中是不对的，我不会同意。这不是什么客气，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要说我曾向您提过一两点有用的参考意见，那也只能在文章末尾讲上一句。这是科学论文的原则，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

罗斯福当海军助理部长时，有一天一位好友来访。谈话间朋友问及海军在加勒比海某岛建立基地的事。“我只要你告诉我，”他的朋友说，“我所听到的有关基地的传闻是否确有其事。”这位朋友要打听的事在当时是不便公开的，但既是好朋友相求，那如何拒绝是好呢？只见罗斯福望了望四周，然后压低嗓子向朋友问道：“你能对不便外传的事情保密吗？”“能。”好友急切地回答。“那么，”罗斯福微笑着说，“我也能。”

约翰·亚当斯律师答应为英国士兵辩护，这着实令1770年的美国人大吃一惊，英国人的征税法已经让北美殖民地人民无法忍受，反英情绪激烈，这群英国士兵居然在街头公然开枪，杀死了五个平民。更何况，亚当斯原本还是以反对英国压迫而闻名的。但这一次，他却顶着激愤的群情，替一群英国国王派来的杀人犯打起官司来。 一份文件记录了这个口若悬河的律师的如下辩词：“法律一方面对被告的乞求与哀叫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对公众的叫嚷不理不睬。法律只维护善、惩罚恶，它不以人们的贵贱贫富为标准，法律不受情感左右，它永远是理智的。” 通过他的辩护，后人也得以了解这场屠杀的基本脉络：愤怒的人群叫嚷着“打死他们”，挑衅英国士兵，并且向他们扔去雪球、冰块和石头，后者于是开枪还击。据此，亚当斯在挤满了愤怒的旁听者的法庭里作出如下辩护：如果一名军人在执行职守时杀死一个对他进行侮辱的人，那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几乎大获全胜，包括上尉在内的六名英国士兵被无罪释放，两人被判处过失杀人。这个结局让大多数波士顿人感到失望，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名誉扫地，没有什么官司可打，许多人怀疑他变成了一个亲英派，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是被金钱诱惑——尽管根据记载，他为这个官司忙活了将近一年，却只获得了少得可怜的代理费。 在这个固执的人看来，他所服务的，并不是几个他所反对的政府的士兵，而是以上帝之名制定的法律，这个法律“假定每一个人都是无罪的，在法庭判决之前，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称为杀人犯”。 他曾带领国家摆脱与英国的战争，第一个将美国政府搬进了白宫，他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但在晚年回忆起来，他却觉得，只有1770年那场辩护，才是他一生中为美国所作的“最杰出、最明智、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