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籍意大利移民弗兰克开办的一家小银行遭到抢劫，使他破了产。他决定偿还那笔天文数字般的存款。所有的人都劝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件事你是没有责任的。”但他回答：“是的，在法律上也许我没有责任，但在道义上，我有责任，我应该还钱。”偿还的代价是三十年的艰苦生活，寄出最后一笔“债务”时，他轻叹：“现在，我终于无债一身轻了。”

“非典”期间，板蓝根一下子成了抢手药，供不应求。不少小企业从眼前利益出发，不顾大义，大肆涨价赚钱。石家庄神威药业却毫不犹豫地选择降价，并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平稳市场上的药价。他们固然是商业企业，重视利益，但从长远看，放弃眼前的小利选择大义，却能赢得长久的信誉。

贝多芬和李希诺夫斯基公爵曾是好友，但在拿破仑占领维也纳后，公爵居然为了逢迎侵略者，强迫贝多芬演奏。贝多芬愤怒到了极点，两人的友情就此结束。贝多芬在信中说：“公爵，你所以成为公爵，只不过由于你偶然的出身；我所以成为贝多芬，却完全靠我自己。公爵在过去有的是，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贝多芬的自信为他赢得了尊严。可见，人的高贵，不在于身份地位，而在于对自我的信心与定位。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

春秋时期，晋国旁边有个国家叫仇繇（在今山西孟县）。晋国执政大夫智伯瑶想攻打它，然而道路险阻，战车无法通行，他便铸造了一口钟送给仇繇国君主。这口钟非常大，要用两辆车并在一起才装得下。仇繇国必须削平高地、填平深沟，修筑一条道路，大钟方可抵达。一个名叫赤章曼枝的大臣劝国君不要接受这件礼物，道：“只有遵循常理才能安定国家。我们凭什么能够从晋国获得这么贵重的东西？智伯瑶为人贪婪而不讲信誉，一定是他想吞并我们，但碍于山川险阻无法进军，所以铸造了大钟送给您，使您不得不修桥铺路来迎接大钟，这样他的大军就可以尾随而至。”国君不听。过了一会儿，赤章曼枝再次提醒他。国君烦了，说：“大国主动跟你交好，而你却拒绝人家，这太不吉祥了，你不要再说了。”赤章曼枝认为自己已经尽职，可以走了，便逃往卫国。没多久，仇繇国就被智伯瑶灭了。见得思义就是把利益放进道义这个价值向度中检视，看自己是否有理由得到，并由此做出选择，合理的利益就是好利益，是正价值，应该获取；反之就是坏利益，是负价值，必须离弃。利益对于人的意义，要由道义来判明。

有一天深夜，卫国的国君卫灵公和他的夫人南子在宫中对坐闲谈，后来听到从王宫外面的路上传来一辆马车行驶的声音，由远及近渐渐清晰。当这辆马车经过王宫门外时，这个声音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又重新响起，但是现在的声音和刚才的明显不同，可以推测出车速已经减慢，而且车身承受的重量一下子减轻了不少，也就是说，原本坐在马车上面的那个人已经下车步行了。当马车走过王宫大门之后，重新又恢复为先前响亮的马车声，可见马车的主人又回到了车上。 南子对卫灵公说：“那辆马车上面坐着的人一定是蘧伯玉。”卫灵公问她为什么这么肯定，她回答说：“按照礼制，臣子在乘坐马车经过君主的宫门前时，应该下车步行并减慢车速，表示对君主的尊重。虽然现在是夜深人静的时刻，但凡是君子都不会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就废弃礼仪。蘧伯玉是个君子，他平日对上恭敬，一定不肯在暗昧的地方失礼。”于是，卫灵公派人前去打听，原来刚才经过的人果然是蘧伯玉。

爱因斯坦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希望人类得到永久的和平。他一生中发表了很多反对法西斯战争、声援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文章，包括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不仅对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他的反法西斯的优秀品格也一直为人传颂。在1932年11月，希特勒上台，德国政府命令正在国外讲学的爱因斯坦立即回国，爱因斯坦置之不理。德国政府竟悬赏两万马克捉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毅然辞去了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职务，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安顿下来，进行研究工作。他在那里度过了22个年头。在这期间，当他得知德国正在将核裂变用于军事的危险变为现实时，便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提出警告。在德国战败后，爱因斯坦又两次致函罗斯福，要求禁用原子武器。他晚年一直进行着反对发展核武器和争取人类和平事业的斗争。

爱因斯坦的伟大，不仅因为他的智慧，更因为他的良心。一战时，德国科学文化界在军国主义操纵下，发表了《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侵略战争辩护。在宣言上签名的都是德国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爱因斯坦却断然拒绝，同时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叛国”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东汉时，有一位名叫荀巨伯的人。有一次，他收到一封急信，说一位朋友得了重病。朋友远在千里之外，荀巨伯赶了好几天的路程。可是当他到了友人所住的郡地时，却发现此地被敌人围住了。他潜入城池去看望朋友，朋友对他说：“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来看望我。现在城被敌人围住了，看样子是守不住了。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破不破城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你没有必要留在这里，趁现在能想办法，你赶快走吧！”荀巨伯立刻说道：“你这是什么话？朋友有难当共之，现在大难临头，你却要我扔下你不管，自己逃命，我怎么能做这等不义之事？”敌人破城之后，一路打进来，挨户搜索，但见家家户户凌乱不堪，人皆逃走，却有一个院子井然有序，于是进去，见到了安坐的荀巨伯，大发威风说：“我们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你是何人，竟敢不望风而逃，难道想独当其锋不成？”荀巨伯对他们说：“你们误会了。我并不是这城里的人，到这里只是来看望一个住在这里的朋友。现在朋友病重，危在旦夕，我不能因为你们来了就丢下他不管。你们如果要杀的话，请杀我，不要杀我这位已痛苦不堪、无法救治的朋友。”敌人听了瞠目结舌。半晌，一位头领看了看手中的大刀，发言道：“哎，我们是一群不懂得道义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在这样一个崇尚道义的地方胡乱闯荡？走吧！”敌人竟因此退走，一郡得以保全。

战国时代，孟子名气很大，府上每日宾客盈门，其中有很多是慕名前来求学问道的人。有一天，孟子家接连来了两位神秘人物，一位是齐国的使者，一位是薛国的使者。对这种人物，孟子自然不敢怠慢，小心周到地接待他们。齐国的使者给孟子带来黄金100两，说是齐王所赠的一点小意思。孟子见其没有下文，所以坚决拒绝齐王的馈赠。几番推脱下，使者无奈只有带着钱灰溜溜地走了。隔了一会儿，薛国的使者也来求见。孟子依然客气的接待他，薛国给孟子带来50两金子，说是薛王的一点心意，感谢孟先生在薛国发生兵难的时候帮了大忙。孟子听完后点点头，吩咐手下人把金子收下。这个时候左右的人都觉得十分奇怪，不知孟子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但也没人敢问。陈臻听到这件事后大惑不解，于是他在与孟子谈论学问的过程中趁机问他：“齐王送你那么多的金子，你不肯收；而薛国才送了齐国的一半，你却接受了。这是为何？如果你刚才不接受是对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错了；如果你刚才不接受是错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对了。对于两个不同国家的礼物，你按道理应该是要么一起接受，要么哪一边都不接受才对。”孟子笑着回答说：“都对。在薛国的时候，我帮了他们的忙，为他们出谋设防，平息了一场战争，我也算个有功之人，为什么不应该受到物质奖励呢？而对于齐国，我什么忙也没帮，但他们却平白无故给我那么多金子，这是有心收买我，君子是不可以用金钱收买的，我怎么能收他们的贿赂呢？”陈漆听后豁然开朗，更加佩服孟子的为人。

约翰·亚当斯律师答应为英国士兵辩护，这着实令1770年的美国人大吃一惊，英国人的征税法已经让北美殖民地人民无法忍受，反英情绪激烈，这群英国士兵居然在街头公然开枪，杀死了五个平民。更何况，亚当斯原本还是以反对英国压迫而闻名的。但这一次，他却顶着激愤的群情，替一群英国国王派来的杀人犯打起官司来。 一份文件记录了这个口若悬河的律师的如下辩词：“法律一方面对被告的乞求与哀叫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对公众的叫嚷不理不睬。法律只维护善、惩罚恶，它不以人们的贵贱贫富为标准，法律不受情感左右，它永远是理智的。” 通过他的辩护，后人也得以了解这场屠杀的基本脉络：愤怒的人群叫嚷着“打死他们”，挑衅英国士兵，并且向他们扔去雪球、冰块和石头，后者于是开枪还击。据此，亚当斯在挤满了愤怒的旁听者的法庭里作出如下辩护：如果一名军人在执行职守时杀死一个对他进行侮辱的人，那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几乎大获全胜，包括上尉在内的六名英国士兵被无罪释放，两人被判处过失杀人。这个结局让大多数波士顿人感到失望，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名誉扫地，没有什么官司可打，许多人怀疑他变成了一个亲英派，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是被金钱诱惑——尽管根据记载，他为这个官司忙活了将近一年，却只获得了少得可怜的代理费。 在这个固执的人看来，他所服务的，并不是几个他所反对的政府的士兵，而是以上帝之名制定的法律，这个法律“假定每一个人都是无罪的，在法庭判决之前，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称为杀人犯”。 他曾带领国家摆脱与英国的战争，第一个将美国政府搬进了白宫，他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但在晚年回忆起来，他却觉得，只有1770年那场辩护，才是他一生中为美国所作的“最杰出、最明智、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

科菲·安南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后，人们担心他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代言人”。对此，安南坚定地表示，他是“独立自主的人”，绝不会成为美国的傀儡。他果不食言，说到做到。他曾以秘书长的身份访问华盛顿向克林顿讨债，敦促美国尽早补交拖欠的13亿美元会费。安南此行是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绝不是美国手中的一颗棋子，可以任其随意摆布。在伊拉克武器核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安南并没有迎合美国立场。而当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安南始终强调联合国必须在解决国际冲突中发挥核心作用，批评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就对伊动武。由于在位期间良好地秉持着独立性和公正性原则，安南秘书长的工作获得了绝大多数成员国的积极配合、支持，也使其在2001年轻松连任。

英格丽·褒曼是一位世界级的瑞典籍电影明星，1982年8月，因患乳腺癌在伦敦溘然长逝。她一向以不争名图利、为人正直而著称。1938年，23岁的褒曼接受了德国一家电影公司的邀请，只身前往德国拍片。一天，她和导演一起去参加一个运动会。会场上插满了纳粹的旗子，到处是头戴钢盔的士兵，当希特勒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体人员起立向他举手行礼，而褒曼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没有举手行礼。身边的导演见了，慌忙提醒她举起手来。而褒曼不但没有举手，反倒扭头离开了运动场。

东汉光武帝时，董宣为洛阳令。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仆人大白天杀了人，躲在公主府中，官吏无法逮捕他。一日，湖阳公主外出，那仆人陪乘在侧。董宣便候在路旁，等公主的车驾一到，就用力拦住，面斥公主过失，并将那个仆人就地处决。公主回去后，就哭告光武帝，光武帝为了让姐姐出气，召来董宣让他磕头谢罪。谁知，面对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天子和怒气冲冲的公主，董宣坚决不从。光武帝下令将他按倒，可他两手撑着地面，硬挺着脖子，死也不低头。光武帝无奈，也被其耿直所感，只得作罢。此后，董宣获得了一个“强项令”的雅号。强项，硬脖子也。

论述鲁迅伟大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我更注重这样的一些细节： 鲁迅一生中没有找任何人为自己写序或者介绍文字，也没发表任何沾沾自喜与名流政要往来交游的“借光”文字。尽管他的故交旧友中多的是达官贵人以及宋庆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林语堂这些名重一时甚至如日中天的社会名流；其中对鲁迅有知遇之恩的陈独秀曾经红极一时，甚至被爱因斯坦、罗素等人称为“东方思想界的大彗星”。这样的“大红人”，自然是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理想对象，但在陈独秀当红时，鲁迅基本上没有提到过他。倒是在陈独秀倒了大霉——先被共产党开除后又被国民党拘禁之际，鲁迅“不识时务”地站出来宣称，陈独秀“是催促我作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保姆王阿花面临夫家的劫持，鲁迅花150大洋替她赎了一个自由身；深夜的上海街头，一个洋车夫受伤了，路过的鲁迅和周建人二话没说就动手替他包扎，尽管这时候他已经是名闻天下的“文坛巨子”，是很有身份的“上流社会人物”了……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历史上的笫二任总统，为美国的独立立下过汗马功劳。亚当斯在接替华盛顿就任总统吋，美国正面临着与法国关系破裂的危险。到了1797年底，两国处于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的前夕。常识告诉亚当斯，要打胜仗，必须要有得力的统帅指挥。有很多人劝他亲统率军队，但他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军事上的特别才能。思来想去，他认为华盛顿才是唯一能够唤起美国军魂、团结全美人民的统帅。最后，他下定决心请华盛顿出山。亚当斯的亲信们得知后，一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华盛顿复出，会再次唤起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留恋，这样势必对亚当斯的威望和地位造成威胁。千军容易得，一帅最难求，亚当斯毫不动摇，认为国家的利益和命运高于一切。他授权汉尼尔顿立即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请求华盛顿再次担当大陆军总司令，指挥美军打败入侵者。与此间时，他又亲自给华盛顿写了封信。信中诚恳地写道：“当我想到万不得已而要组织一支军队时，我就把握不准到底是该起用老一辈将领，还是起用一批新人，为此我不得不随时要向你求救。如果你允许，我们必须借用你的大名去动员民众，因为你的名字要胜过一支军队。”华盛顿接到信后很受感动，表示愿意立刻担负重任。幸运的是，就在华盛顿准备率军出征的前夕，亚当斯终于通过外交斡旋同法国达成了和解。这件事被美国人民传为佳话，亚当斯的正直与豁达也被广为传诵。后来，有位著名的记者采访他，问道：“您为什么不怕华盛顿复出会再次唤起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留恋，进而威胁您的威望和地位？为什么敢于起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亚当斯深有体会地说：“真正出色的领导者，绝非事必躬亲，而是知人善任，特别是能敢于起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如果高层领导者事无巨细，一律包揽，那只能成为费力不讨好的勤杂工似的领导者。”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谢济世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上任不到十天，他就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引起雍正不快，结果被免去官职，谪戌边陲阿尔泰。与谢济世一同流放的还有两个人。经过漫长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陀罗海振武营。三人商量着怎样去拜见将军，这里的人告诉他们：戍卒见将军，要一跪三叩首。另两人听后神色凄然，为读书人竟要向一介武夫下跪而难过。谢济世却不以为然，劝慰他们说：“这是戍卒见将军，又不是我们见将军。”没想到，将军对读书人很是敬重，不仅免去了他们行大礼，还尊称他们为先生。从将军那里出来的时候，那两人很是高兴，面露得意之色，谢济世一脸平静地说：“这是将军对待被罢免的官员，不是对待我们，没什么可高兴的。”在一般人看来，遭逢屈辱是非常痛苦，甚至难以忍受的事情：而享受尊敬却是令人得意、欣喜的。这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但谢济世在做人的境界上显然更胜一筹，那就是，他做到了“无我”。谢济世铁骨铮錚，疾恶如仇，为民谪命，不畏权贵。一生四次被诬陷，三次坐牢，两次丢官，—次陪斩，一次充军，历尽坎坷，被当时朝野誉为“铁面御史”和“小包公”。无论置身于怎样的处境，他总能忘却自己的荣辱得失，把自己置身事外，这样就免除了各种烦恼和困惑。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了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客户的陈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辩护，因为您的行为是非正义的。”那个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电影《英雄》中让人震惊和不安的恰恰是电影中“残剑”的哲学，那为了天下而生的“秦皇不可杀”的理念冲击了我们对“正义”的传统认知。在这里，正义好像全球“反恐”的“绝对正义”，而“和平”则是对强者的世界秩序的确认，是在秦皇统治下的安全。“天下”的秩序高于赵国人的苦难和绝望，强者应该拥有一切，弱者则蒙受痛苦也为“天下”而不得不忍受，国仇家恨比不上“天下”的价值。 如果世界的和平只是用强者的强制性镇压来定义，那么世界将会是一个充满暴力和鲜血的地狱。强者心中应该有空间让弱者得以生存。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大公委托画家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各画一幅表现古代佛罗伦萨战争场面的画。画成以后，两幅画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米开朗琪罗的画，表现了佛罗伦萨战士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挺身而出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获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赞。而达·芬奇画中的佛罗伦萨战士，一个个都像发了狂似的，他们的脸都变了形。看起来，仿佛这些战士是处在惧怕和绝望之中。这幅画引起人们的失望甚至不满，有人觉得这是对光荣的佛罗伦萨人的侮辱。直到后来，一些美术评论家还断言这是达·芬奇“一生仅有的一次失败”。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评断。米开朗琪罗画的是“卡西那之战”，描绘的是古代佛罗伦萨人战胜凶暴侵略者巴比伦的史实，达·芬奇画的“安加列之战”则是发生在1400年的一场贵族之间的战争。达·芬奇厌恶地称之为“兽性的疯狂”，他的画所要揭露的，正是这种战争的残酷性和罪恶性。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镌刻着一位德国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他是纳粹的受害者，也是对非正义保持沉默的受害者。诗这样写道：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正义声音不宣扬，邪恶就会更嚣张。坚持正义，帮助别人，其实正是帮助我们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