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香港人的职业风范，最动人的莫过于收银员劝你少买，茶餐厅的服务生劝你少要点心。卓悦、莎莎这样的化妆品连锁超市，你自门口拿个小提篮就进去了，全程无人监看。你买多了，收银员会问你是否给朋友捎带，她会把防晒霜的瓶子翻过来，向你解释进口化妆品的打印标码代表何年何月生产：“当年用完是最好的，要不然防晒力不会那么强。”在茶餐厅，你如果要了太多的菠萝油或鸡尾包，服务生就会问你是否给同事带，要是你说“留着明后天吃”，服务生会劝你减少购买量，因为菠萝油这种点心，全凭面包刚出炉时的热力将牛油激出扑鼻的香味来，要是菠萝包冷掉了，里面当夹馅的牛油就会有点腻口；鸡尾包是将昨日卖剩的面包搓碎，再混合砂糖、椰丝，搅成面包馅料酿造的一种小面包，前一天卖剩什么样的面包，馅料就可能混合成什么样，好像勾兑鸡尾酒一样，只有当天吃，味道才可口。这种免于浪费的发明也只有香港人想得出，而且，人家劝你少买的理由听上去格外舒服：“连我们的面包师傅也料不到明天的馅料有多么可口，您不如明天再来试试？”听上去，吃这种廉价面包的人，也是有情调的美食家，而不是贪便宜的底层人士，这就是服务的高妙之处，也是一座城市的修养。香港人不谈什么“觉悟”，他们觉得，最低层次的“觉悟”就是每个人出来做事都应当全心全意服务他人，让人如沐春风。这就是香港这地少山多的弹丸之地给他们的教育：资源有限，生存不易，每个人都当有职业道德，这样才能比所有的人，在这个摩天大楼云集的地方活得滋润自在。

1860年，林肯与当时显赫一时的民主党候选人道格拉斯同时竞选总统。道格拉斯依仗财势，专门准备了一辆竞选列车，还在后边安装了一门礼炮，所到之处，都要鸣礼炮32响。然而，竞选的结果是，穷小子林肯击败了道格拉斯。竞选中，林肯始终坐着一辆耕田用的马车，深入选民中，与他们亲切交谈。他在演讲中说：“如果大家问我有多少财产，那么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位妻子和三个女儿，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个租来的办公室，室内有桌子一张，椅子三把，墙角还有大书架--个，架子上的书值得每一个人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我唯一的依靠是你们。”

在里根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有一天“让位”给一位名叫小比利的男接，让他当了一天总统。小比利只有7岁，患了一种罕见的绝症，他想尝一尝当总统的滋味。通过“梦幻成真”的组织和白宫人士的努力，小比利由父母带到华盛顿。1983年11月1日这天被安排进了白宫的总统办公室。他指定里根做了“新总统”的助手，里根向他详细介绍了日常工作和职务范围，送来需批签的文件。“小总统”请里根参加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请里根代签并盖章。D209布朗宁曾说：“啊！如果凡人所梦想的都唾手可得，那还要天堂干吗？当然你的梦；想要合理，具体可行，不能好高骛远，空做摘星美梦。比如你天生一副乌鸦嗓子，就别梦想变成画眉鸟！还有，你要记住，就算你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也并非世界末日。”

帕尔梅首相在瑞典是十分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他虽贵为首相，但仍住在平民公寓里。他生活十分简朴，且平易近人，与平民百姓毫无二致。帕尔梅的信条是：“我是人民的一员。”除了正式出访或特别重要的国务活动外，帕尔梅去国内外参加会议、访问、视察和参加私人活动，一向很少带随行人员和保卫人员；只有在参加重要国务活动时，他才乘坐防弹汽车，并有两名警察保护。有一次他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人们发现他竟独自一人乘出租车去机场。1984年3月，他去维也纳参加奥地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也是独自前往的。当他走入会场，没有人注意到他，直到他在插有瑞典国旗的座位上坐下来，人们才发现他，都对他称赞不已。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是帕尔梅为人的重要特点。帕尔梅从家到首相府，每天都坚持步行，在这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里，他不时同路上的行人打招呼，有时甚至与同路人闲聊几句。帕尔梅同他周围的人关系处得都很好。在工作之余，他还经常帮助别人，毫无派头。帕尔梅一家经常到法罗岛去度假，那里的人都将他看做朋友。他常常独自骑车闲逛，铡草打水，劈柴生火，帮助房东干些杂活，彼此之间亲如家人。帕尔梅喜欢独自微服私访，去学校、商店、厂矿等地，找学生、店员、工人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他从没有首相的架子，谈吐文雅、态度诚恳，也从不搞前呼后拥的威严场面。这些都使他深得瑞典人民的爱戴。帕尔梅平易近人，他同许多普通人通过信件建立了友谊。他在位时平均每年收到1.5万多封来信；其中1/3来自国外，为此他专门雇用了4名工作人员及时拆阅、处理和回复来信，做到来者皆阅，来者均复。对于助手起草的回信，他要亲自过目，然后才能签发。这一切都使他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日益高大。帕尔梅首相府的大门也永远向广大人民开放，永远是人民的服务处。在瑞典人民的心目中，帕尔梅是首相，又是平民；是领导人，又是兄弟、朋友，他是人们心目中的偶像。

喜欢张爱玲的一个理由，是她说自己不喜欢乞丐。凡人不敢说厌恶乞丐，特别是女性，那样显得多不善良啊！ 乞丐是一个现象，它把贫穷和孱弱表面化了，瘫软地体现了出来；它把人的无助赤裸裸地表达着，让他人在同情之后，起了帮助的欲望和收获施予的喜悦。于是乞丐就成了常说常新的话题，名著中的乞丐常常是睿智和淳厚的，平常人也有很多与乞丐有关的故事。 某天和海外宗教界的朋友结伴走地铁。肮脏的老乞丐裹着污浊的破毡，半跪半俯地挡住了阶梯，破旧草帽中，零星小币闪着暗淡的光。毡下像枪管一般剌出半截腿，该长脚的地方，却是一团褐色的腐肉。使人不得不远远抛下点钱，逃也似的躲开。 我知趣地退后了几步，和朋友拉开距离。她端庄地走了过去，俯身对残疾老人说：“请您让一让，不要阻挡了通道，您没看到人们都绕开您走吗？这让大家多不方便啊。老人抬起半张脸，并不答她的话，我行我素道：“行行好，太太，给几个小钱……”朋友悄然走了过去，不曾放下一枚分币。 朋友说：“那种靠展示生理恶疾，压榨人们的感官，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和逼迫。利用丑恶博得金钱，古来就被称为“恶乞”，被人所不齿。如果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却助长了不良之风，不正与你善良的愿望相悖吗？” 我听得点头，又问：“那我们如何施舍呢？”朋友说：“要有正式的慈善机构来负责这些事务。它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来有来路，去有去向，一清二白才能把好钢使在刀刃上，又省了普通民众的甄别之难。” 从那以后，我可以坦然走过乞丐身旁。对那些慷慨解囊之人不再仰慕，对那些扬长而去之人也不再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