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的互联网精英不一样，马云从小就没有生活在顶尖的那部分人当中，他活在平常的普通人当中。马云称自己脑子笨，从小功课就不好，数学考过1分，只有英语特别好。不仅没有上过一流的大学，连小学、中学都是三四流的。所以，马云一直对员工说，如果光看IQ，世界上有70%的人都可以获得成功！而1995年他开创企业黄页网站，每天出门对人讲互联网的神奇，请人家心甘情愿同意付钱把企业的资料放到网上去。没有人相信他，1995年的杭州，人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东西。在那段时间里，马云过的是一种被人视为骗子的生活。有人在杭州的大排档里见到马云。马云喝得微醺，十足一个跟一大帮人神侃瞎吹的小市民。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杭州人的安静和从容。但是，马云的网站为上网的企业带来了客户，他的网站盈利了。

喜欢张爱玲的一个理由，是她说自己不喜欢乞丐。凡人不敢说厌恶乞丐，特别是女性，那样显得多不善良啊！ 乞丐是一个现象，它把贫穷和孱弱表面化了，瘫软地体现了出来；它把人的无助赤裸裸地表达着，让他人在同情之后，起了帮助的欲望和收获施予的喜悦。于是乞丐就成了常说常新的话题，名著中的乞丐常常是睿智和淳厚的，平常人也有很多与乞丐有关的故事。 某天和海外宗教界的朋友结伴走地铁。肮脏的老乞丐裹着污浊的破毡，半跪半俯地挡住了阶梯，破旧草帽中，零星小币闪着暗淡的光。毡下像枪管一般剌出半截腿，该长脚的地方，却是一团褐色的腐肉。使人不得不远远抛下点钱，逃也似的躲开。 我知趣地退后了几步，和朋友拉开距离。她端庄地走了过去，俯身对残疾老人说：“请您让一让，不要阻挡了通道，您没看到人们都绕开您走吗？这让大家多不方便啊。老人抬起半张脸，并不答她的话，我行我素道：“行行好，太太，给几个小钱……”朋友悄然走了过去，不曾放下一枚分币。 朋友说：“那种靠展示生理恶疾，压榨人们的感官，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和逼迫。利用丑恶博得金钱，古来就被称为“恶乞”，被人所不齿。如果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却助长了不良之风，不正与你善良的愿望相悖吗？” 我听得点头，又问：“那我们如何施舍呢？”朋友说：“要有正式的慈善机构来负责这些事务。它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来有来路，去有去向，一清二白才能把好钢使在刀刃上，又省了普通民众的甄别之难。” 从那以后，我可以坦然走过乞丐身旁。对那些慷慨解囊之人不再仰慕，对那些扬长而去之人也不再侧目。

长白山是一座死火山，山脚下土层厚的地方森林茂密，但是随着海拔的增加，覆盖山体的便都是黑色的火山石和白色的火山灰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高大的乔木甚至灌木都望而却步了。然而，站在海拔400米的地方向上望去，竟会看到一片片火样的颜色，那是一种成片的矮小植物绽放的花朵。这种开花的植物叫作高山杜鹃，它们只有几厘米高，几乎是贴着地面生长的。虽然它们生长在没有养料的火山岩上，但那花朵却如一团团火焰在迎风怒放，比山下的高大树木更加盎然。管理人员说，高山杜鹃之所以能在寸草不生的碎岩上生存，并绽放成一道美丽的风景，最根本的原因是矮小。它们的植株只有几厘米高，达到了木本植物的极限，这使它们对养料的需求也达到了极限。而且，山上那可以吹折树木的强风也不会波及这些矮小的植物。

孟非读初一那年，他家院子里栽有两棵向日葵。有一天，孟非在生物课上学了“光合作用”一节，回家后看到向日葵时突发奇想：为了让向日葵省去每天转来转去的麻烦，直接吸收阳光，何不将向日葵固定起来，让它直接昂头对着太阳呢？于是，他找来绳子和竹竿，将其中一棵向日葵固定起来，让它抬头挺立，直视太阳。向日葵成熟了，盂非等着去验证他的实验结论。那棵经他手固定昂头的向日葵空空如也，里面没有一粒饱满的籽粒，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烂味。而另一棵向日葵则籽粒饱满，透着成熟的芳香。孟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去问生物老师：“为什么昂着头的向日葵会颗粒无收呢？”生物老师解释说：“你是好心帮了倒忙啊。要知道向日葵如果一味地昂头向上，里面多余的雨露就排不出去，很容易滋生细菌，导致霉烂。其实，向日葵的低头是它的一种生存智慧，是为了抗击风雨健康成长。” 后来孟非高考落榜，当过搬运工，做过印刷小工，做过送水工，当过保安，开过超市，干过电视台临时接待员，但不管做什么，他都认认真真地做好，因为他心中始终记住了一点：低头。

他今年76岁，和妻子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里。他从来没有穿过名牌衣服，眼镜还是多年前从街头杂货店里买来的，佩戴的手表是地摊上买的塑料手表。他不爱美食，最喜欢的是价格低廉的烤奶酪和西红柿三明治。他没有自己的小汽车，外出通常都是坐公交车，他用的公文包是个布袋。如果你和他一起到小酒馆喝上一杯啤酒，他一定会仔细核对账单。你一定奇怪，一个贫穷而吝啬的美国老头有什么好说的？那么让我们看看他76岁以前都做了哪些事。他曾为康奈尔大学捐了5.88亿美元，为加州大学捐了1.25亿美元，为斯坦福大学捐了5000万美元。他曾投入10亿美元，改造和新建了爱尔兰的7所大学和北爱尔兰的两所大学。他曾设立“微笑行动”慈善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腭裂儿童做手术提供医疗费用。他曾为控制非洲的瘟疫病人投入巨额资金。迄今为止，他已经捐出40亿美元。他就是对己吝啬待人大方、喜欢挣钱却不喜欢拥有钱的查克·费尼。这么多年，他为人低调，行善一直隐姓埋名，捐款全部匿名，就连他亲自创立的高达80亿美元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也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目前，查克·费尼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2016年前捐出剩下的40亿美元；另一个是为富豪们树立一个榜样——“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做出馈赠”。据说，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并已付诸行动。媒体追问查克·费尼，为何非要把钱捐得一干二净？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裏尸布上没有口袋”。

1865年4月9日，美国南北战争中，由格兰特指挥的北方军死死围困住了由罗伯特·李指挥的南方军。李决定缴械投降，以换取手下近三万名骑兵的性命。当天，格兰特在弗吉尼亚的阿波麦托克斯镇约见作为手下败将的李，接受了他的投降书。李坐在马背上，神情疲惫，但衣着非常整洁，以示尊重对方的胜利。格兰特则是一身的脏灰，他想让对方看出自己的不堪和狼狈——“别太放在心上，战争这个鬼玩意儿，谁都不能保证次次赢。”格兰特谦和地对李说道，“您只是一时疏忽。”李听后微微点了点头，说道：“输了就是输了，我甘愿投降，但有一个条件，希望您能有雅量答应。”“请说，我洗耳恭听。”“请把骑兵的马还给他们。”李要求道。“为什么？骑兵的马理应收为国有。”格兰特反问道。“因为骑兵的马都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解甲归田后还需要马帮着干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同意。”“谢谢！我为能向您这样宽厚的君子投降而感到骄傲。”“我为能遇到像您这样替士兵着想的将军而感到自豪。”至此，受降仪式便结束了，美国内战也随之画上了句号。虽然在战场上是死敌，但内战结束后，格兰特和李却成了好朋友，格兰特给作为华盛顿大学校长的李很多援助，特别是在格兰特当上美国总统后。

美国著名的拳王乔·路易，纵横拳坛，打败众多高手。但是他私下为人十分谦和、友好，完全不似场上那般勇猛模样。有一天，他和朋友骑车一起外出，不小心碰上了一辆货车。货车司机从车上下来，气冲冲地给了他们一顿痛骂。货车司机走了以后，他的朋友问他：“那家伙那么无礼，你为什么不好好修理他一顿？”乔·路易轻松地回答说：“如果有人侮辱了歌王帕瓦罗蒂，你想帕瓦罗蒂会为他唱一首歌吗？”

2003年，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身为主角的王蒙，在两三天的研讨中，像小学生上学一样，每天准时到场，始终与夫人坐在会场听众席的第一排，认真倾听大家对自己“评头论足”，听到风趣处，则哈哈大笑。对几十位学者、作家赞不绝口的评价，王蒙仍不忘幽默：“当我津津有味地听着台上的发言，有时候都怀疑：这是在说我吗？听到很多朋友用夸大的甚至激越的语言赞美我，我很不安。我相信这是善意的，对我是鼓励，私下里我也会没事儿偷着乐。但我建议，在重大严肃的场合评判一个人和作品，还是应该从严，赞美的话应低调。”

伟大作家博尔赫斯曾在图书馆工作，当他已是大名鼎鼎的时候，依然安然地做着馆员。一天，同事在百科全书里读到“博尔赫斯”条目时，非常惊奇，捧着书兴冲冲地对他说：“百科全书里有个人，不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年月也完全一致。”“是吗？”他轻声应了句，仍在忙着整理书籍。内心无比充盈的人，才能够如此低调。

不久前，国内某大报几位记者应约来到李嘉诚的办公室进行采访，门刚打开，85岁的李嘉诚就满面笑容地迎向记者，认真地看着每一个人，在和每个记者亲切握手后，又掏出自己的名片，然后微微弯腰将名片一一双手递上，依然微笑着用带潮州音的普通话自我介绍。 派发到摄影师跟前时，名片却用完了，李嘉诚很抱歉地说：“不好意思，一会儿给您补上。”釆访开始后，李嘉诚眼睛始终看着提问者，如小学生一样专注回答每一个问题。 采访进行到一半时，李嘉诚利用记者喝水的空隙，赶紧向远处的助手要了一张名片，微笑着站起来走到摄影师面前，微微弯下腰，双手将名片递给了摄影师。他的动作如此自然，让在场的所有人十分意外和感动。

曹操十岁那年，有一次在龙潭中游泳，突然遇到一条凶猛的鳄鱼。鳄鱼张牙舞爪地向曹操攻击，但曹操毫不畏惧，沉着地与鳄鱼周旋。鳄鱼无法下口，于是逃掉了。曹操回家后，没有向家人提起鳄鱼的事。后来，有个大人看见一条蛇而恐惧畏缩，曹操大笑，天真地说：“我在龙潭碰到鳄鱼都不怕，你却怕一条蛇，真是可笑！”众人询问，曹操以实相告，无不惊叹少年曹操的胆略。

三国时的许攸，本来是袁绍的部下，虽说是一名武将，却足智多谋。官渡之战时，他为袁绍出谋划策，可袁绍不听，他一怒之下投奔了曹操。曹操听说他来，没顾得上穿鞋，光着脚便出门迎接，鼓掌大笑道：“足下远来，我的大事成了！”可见此时曹操对他很看重。后来，在击败袁绍、占据冀州的战斗中，许攸又立了大功，他自恃有功，在曹操面前便开始放肆起来。有时，他当着众人的面直呼曹操的小名，说道：“阿瞒，要是没有我，你是得不到冀州的！”曹操在人前不好发作，只好强笑着说：“是，是，你说得没错。”但心中已十分嫉恨，许攸并没有察觉，还是那么信口开河。有一次，许攸随曹操进了邺城东门，他对身边的人自夸道：“曹家要不是因为我，是不能从这个城门进进出出的！”曹操终于忍耐不住，将他杀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当时才30岁的温顿是伦敦券交场所的一名股票经纪人。1938年，他受英国驻布拉格大使馆一位朋友的邀请，来到布拉格做一些帮助犹太难民的工作。当地犹太人难民营内的悲惨场面使他深为感慨，他对那些犹太人的危险处境和命运极为担忧，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帮助这些无辜的孩子逃离纳粹的魔掌。温顿开始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两地不断来回奔波，凭一己之力筹备自己的“营救小组”。从1939年3月14日，第一批孩子乘坐火车离开布拉格前往英国，到最后一趟“温顿的列车”1939年8月2日出发，在9个月的时间内，他安排了8列火车，成功运送8批共669名难民营中的捷克犹太儿童从纳粹铁蹄下逃离。战争结束后，温顿没有将营救的事情告诉别人，即使是他的妻子格莱特都不知道这段往事。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1988年，格莱特收拾阁楼时发现一本1939年的剪贴簿，里面有很多孩子的照片、一份名单、一些家长的来信和其他的政府文件，温顿的故事才为世人所知。他低调了半个世纪后，开始收获感恩与荣誉。英国女王授予温顿帝国荣誉勋章并册封他为爵士；捷克总统为他颁发荣誉勋章；在“温顿列车”的首发站和终点站，分别树立起当年温顿和获救儿童在一起的青铜塑像，作为永久性纪念。

有人问苏格拉底：“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苏格拉底说：“三尺。”那人不以为然：“我们每个人都五尺高，天与地之间只有三尺，那不是要戳破苍穹？”苏格拉底笑着说：“所以，凡是高度超过三尺的人，想长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低头是一种能力，有时稍微低一下头，或许我们的人生路会更精彩。

华为的低调还体现在诸多方面：华为的电信设备经营在国际国内市场纵横捭阖，但是在公开场合，华为从不称自己第一，华为也从不张扬地打广告，如果不是偶尔有新闻说华为在某国中标，或做并购交易，人们则无从知道华为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从VCD到DVD，各大企业都非常注重宣传，业界一直非常热闹。而华为只是把关注点集中在自己的基础方面：一个是产品，一个是品牌。能让媒介了解的，也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延伸。华为关注的是企业的长远利益，追求的是“做久”，所以短视的宣传不是他们要选择的方向。也正因为如此，华为的广告很少出现在公众媒体上。恰如任正非本人经常所讲的那样：“只有安静的水流，才能在不经意间走得更远。”然而，这种低调的宣传策略使它的产品给人一种踏实、靠得住的感觉。相反，许多注重高调宣传的企业，却给人一种轻浮的印象。华为集团是典型的低调企业。但是，虽然它如此低调，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正是通过低调达到了真正的“高调”！根据华为公布的业绩数字，2006年华为销售收入为656亿元人民币，销售合同销售额达到110亿美元，其中有65%来自海外市场。华为已经率先实现了国际化，成功打入世界级企业的行列。

2003年5月，一支由7名队员组成的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7名队员中，有两个人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对于登山，他充其量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何况已经50多岁。另一个是比王石小10岁的队友，身体素质和状态都特别好。人们纷纷预测，这名队员应该能第一个登顶。整个登山过程中，那名呼声最高的队员身兼数职，他要接受记者采访，每天还要抽空上网，关注网友发的帖子，回复人们的关心和祝福。他还要全程拍摄登山过程，并把一些相关图片按时发给家乡的电视台。王石则表现得极为低调，事先约定不接受记者采访，不面对摄像机，只专心登山。在海拔8000米营地宿营时，风景异常绚丽，队友们兴奋异常，纷纷跑出去欣赏美景，只有王石不为所动。到达海拔8300米的高度，那名呼声最高的队员不得不放弃登顶，此时，他的体力已消耗殆尽。最终，只有4人成功登顶，其中包括王石。

2014年3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听人艺院长张和平谈到话剧《喜剧的忧伤》的演员陈道明、何冰每场演出费是税前1500块，而演一集电视剧则十几万至五六十万。王岐山当即插话赞赏说：“人家不是冲着钱，这些腕儿到这儿来，要的就是甘于清贫。”随后“王岐山赞陈道明甘于清贫”被广泛报道，3月9日，陈道明在政协讨论会上就此专门解释说：“这是媒体的误读、误听、误理解。其实，王岐山书记并不是单指我，而是所有坚持在舞台上的人。相比于那些常年坚持在舞台第一线的人，我只是偶尔为之，媒体把荣誉具象化到我一个人身上，有失偏颇。王岐山书记泛指的是各种舞台艺术，包括戏曲、边缘剧种等等，相比于电视剧，这些都是清贫的，坚持在这些舞台上的人是值得尊重的，也值得整个社会关注。”陈道明的一番话，赢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 陈道明不愧为德艺双馨的艺术家，面对国家领导人的称赞，他不夸耀、不自傲，更不隐藏，反而公开站出来解释说明，以正视听。这是因为他面对赞誉能端正心态，不骄不躁，谦逊低调。

如果你是一个墨西哥人，就意味着每天都得给亿万富翁斯利姆“送钱”。斯利姆的庞大商业帝国涉及零售、电信、制造和建筑业等，牢牢地把持着墨西哥各行各业的市场。所以，当他2010年击败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全球首富时，人们似乎并不意外。这么一个天生的“赚钱机器”，他的生活是不是难以想象的奢华呢？如果来到斯利姆的住宅，你就会被惊呆。那是一座只有6个房间的老房子，是斯利姆的父母留下来的。这座房子无论装修还定家具，都已十分陈旧。斯利姆的几个孩子长大后，他也没有给他们买新房子，而是要求孩子和自己同住。虽然斯利姆的妻子和孩子们多次要求装修房屋、购买新家具，但他始终没有同意。一次，家中的马桶坏了，斯利姆的儿子买回了一个镀金马桶，但这遭到了父亲的斥责。斯利姆教训儿子，一个人越是追求安逸享乐就越难发家致富，并勒令儿子将金马桶退掉。从此之后，家里再也没人敢动换家具的念头了。斯利姆在这所房子里一住就是40年，1999年，麦子因肾病去世，这位在墨西哥经济界呼风唤雨的人物终于搬家了，却搬到一所更小更破的房子里。平时在生活中，斯利姆相当朴实而低调，毫无“富翁范儿”。他没有私人飞机，不爱奢侈品，很少用电脑，甚至佩戴着一块塑料手表。在斯利姆看来，—个人应该追求事业的成功，如果单纯追求物质享乐，就和动物没有两样。而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富人与穷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够区分消费和投资，并且能够捂紧消费的钱袋。”不过，有一件事情，斯利姆是舍得花钱的，那就是收集艺术品。他出资建造的、用已故妻子的名字命名的索玛娅博物馆，是拉美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爱因斯坦在十六岁时报考瑞士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工程系，可是入学考试却告以失败。看过他的数学和物理考卷的该校物理学家韦伯先生却慧眼识英才，称赞他：“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爱因斯坦，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你不想表现自己。”韦伯先生是讲对了，爱因斯坦在数学方面可以说是“天才”，他在12岁到16岁时就已经自学学会了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而对于不想表现自己这个“缺点”，他也是“死不悔改”。他晚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年轻时对生活的需要和期望是能在一个角落安静地做我的研究，公众人士不会对我完全注意，可是现在却不能了。”

爱因斯坦的生前不要虚荣，死后更不要哀荣。他留下遗嘱，要求不发讣告，不举行葬礼。他把自己的脑供给医学研究，身体火葬焚化，骨灰秘密的撒在不让人知道的河里，不要有坟墓也不想立碑。在把他的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的时候，随行的只有他最亲近的12个人，而其他人对于火化的时间和地点都不知道。爱因斯坦在去世之前，把他在普林斯顿默谢雨街112号的房子留给跟他工作了几十年的秘书杜卡斯小姐，并且强调：“不许把这房子变成博物馆。”他不希望把默谢雨街变成一个朝圣地。他一生不崇拜人格化的神，也不希望以后的人把他当作神来崇拜。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自己不过是自然的一个极微小的部分”，他把一切献给了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自由的征程，最后连自己的骨灰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但是正如英费尔德第一次与他接触时所感受到的那样：“真正的伟大和真正的高尚总是并肩而行的”，爱因斯坦的伟大业绩和精神永远留给了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