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有一个叫查道的人，一天早上，他和仆人挑着礼物去看望远方的亲戚。他们走了一个上午，到了中午时分，两人都感到肚子有些饿了，可是方圆几里地却没有一家饭铺，怎么办呢？于是仆人向查道建议说：“主人，这四处也找不到食物，我们不如从送人的礼物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吃吧！”。“那怎么行呢？这些礼物既然要送人，便是人家的东西了。我们要讲信用，怎么能偷吃呢？”查道很坚决地说。仆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他，只好无奈地看了看礼物，饿着肚子继续赶路。走着走着，路旁出现一个枣园。枣树上挂满了熟透的枣子，十分招人喜爱。查道和仆人本来已经饿得发慌，更觉得饥饿难耐，便停了下来。查道叫仆人去树上采些枣子来吃。两人吃完枣，查道拿出一串钱，挂在采过枣子的树上。仆人奇怪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查道说：“吃了人家的枣子，应该给钱。”仆人说：“枣园的主人不在，别人也没看见，何必这样认真呢？”查道严肃地说：“讲诚实是人应有的道德，虽然枣主人不在，也没有别人看见，但我们既然吃了人家的枣子，就应该给钱。”说完，查道挂好钱，带着仆人离开了。

春秋时期，楚国的运输工具比较落后，出行用的马车底座较低，不仅容易碰伤马腿，而且车速很慢，一旦发生战争，不利于运送物资。 楚庄王于是召集大臣，商议要将全国的马车底座改高。楚令尹孙叔敖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对楚庄王说：“老百姓已习惯乘坐这种低矮的马车了，如果大王强行命令老百姓改造马车，势必会招致老百姓不满。” 楚庄王问孙叔敖有什么办法。孙叔敖提议说：“其实很简单。只要让各地的官府发布告示，就说根据天文历法推算，今年有可能会发大水，为了避免洪水漫进房屋，各家各户的门槛都要加高一些，这样就可以了。”楚庄王听了，高兴地点头表示赞许。 很快，告示就在全国发布。老百姓为防范洪水，都加高了自家的门槛。可这祥一来，马车再进门时，车底就会碰到门槛，车上的人不得不先下车，让人把车先抬过去。一开始，大家还能忍，时间一长，都觉得这种低矮的马车太不方便了，于是纷纷把马车底座改高。半年后，楚国低矮的马车全都改造完毕。

英国人是世界上最爱排队的人。商场、银行、邮局……只要在公共场合，总能看到英国人在排着长长的队。但是，队伍中绝无一点抱怨和喧嚣，每个人的脸都是坦然，都是心安理得。一位旅英华侨讲述了一次去警察局办手续时的见闻。当时，他看见一名老警察正在指导一个实习生：办理好一个人的登记后，要把纸张放好，要是铅笔断了，就削铅笔，必须要一切就绪了再叫下一个。英国人爱排队，并服从排队的安排，归根到底还是他们对规则的崇尚。事实证明，最笨拙的规则，也比无规则要好得多。有了规则的约束，投机钻营者就失去了机会，这让所有人在机会面前都是平等的，大约正是这种平等使英国人安心于排队。

汉代杨震在荆州刺史任内，举荐王密为昌邑县令。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路过昌邑时，王密为了报知遇之恩，送杨展“金十斤”。杨震说：“故人（我）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怕人知晓而不敢接受，于是劝道：“暮夜无知者。”杨震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闻言十分羞愧，遂携金而返。杨震的子孙为缅怀其清正廉洁的德操，取堂名为“四知堂”。

十天前，我丈夫未参加伊顿公学1974届毕业生的聚会活动。约150人坐下来享用可口的饮食，缅怀孩提时代的恶作剧，同时默默合计一下毕业后40年里谁混得最好。结果他发现了两个现象。第—个现象是他们看上去是如此神采奕奕。由于教养、教育及金钱的缘故，这些58岁的人仍然很容易认出少年时代的样子。第二个现象是，相对来说，他们的职业生涯并非特别耀眼。除了一位资深政界人士和一位前报社总编辑，他们构成了一个由律师、房地产投资人和基金经理人组成的中层团体。然而，一考虑到他们人生的起点，他们的成就便令人失望了。进入伊顿公学时，13岁左右的他们天资聪明，多数来自富有家庭，在那里他们穿着燕尾服度过五年，并融入了世界最精英化的人脉网络之一。然而，年富力强的他们，成就却没高到哪儿去。人们通常抱怨伊顿公学毕业生构成了一个封闭的“俱乐部”，掌管着英国的命脉，而我丈夫却有不同的发现。没错，目前有三位伊顿人大权在握，他们分别是英国首相、伦敦市长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是，尽管伊顿“俱乐部”成员生来就准备做大事，可没什么太大成就的人却越来越多。就在上周，我无意间发现了伊顿公学1974届校友之谜的答案。答案就在一本引发争议的新书里。该书旨在解释为什么在美国犹太裔、摩门教徒和华裔表现比其他族群好得多。他们称原因有三点：优越情结、不安全感和自控力。单独而言，以上三个要素起不到任何作用，必须同时具备三者才能起作用。太过优越，就没有动力做出努力了：不安全感太强，会削弱行动能力；缺乏自控力或自律，就难以应对任何问题。如果拿这三大要素来对照伊顿人，他们的优越感确实异乎寻常，不安全感很弱，而且几乎没什么自控力，这是因为伊顿文化的背后，是一种取得任何成就似乎都不费吹灰之力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