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1929年夏，钱钟书高中毕业，报考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就在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道道数学题看起来像天书一样，他几乎都不会做，但迫不得已，就硬着头皮做了几道题，也不知对错。发榜的时候，钱钟书看到自己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只要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就不予录取。他的数学考得这么差，应当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可是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英文、中文成绩俱佳，高出一般考生一大截，就决定打破常规，破格录取。正是罗家伦的这一次破例，成就了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

2011年11月的一天，淮安市52岁的，以卖豆腐供儿子上大学、维持生计的陶彩芬在街头拾到一个装有1700元现金的皮包。她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在辗转找到失主后，终于把这笔现金交还给了失主。但失主竟说包里本来应该有8100元现金，要求陶大姐赔偿不见了的钱。 这件事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同陶大姐一样不明白，为啥做了诚信的好事却还沦落到现在这个下场呢？失主这样的行为，会使依旧保有诚信的人们寒心，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

8年前，瑞典隆德大学提供一笔资金，邀我去访学。期间既不用讲课，也不用做课题，就是领你转转，让你看看，感觉在混吃混喝。临别前我颇有点内疚地问：你们花这么多钱请我，到底想干什么？一位教授告诉说：我们想让你知道，这世界上有比美国更好的制度。瑞典只有1000万人口，是个蕞尔小国。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何以有如此强烈的制度和文化自信？瑞典一位检察长介绍说，她当检察官32年，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一位警察讲课时说，他从警二十多年，只遇过一起试图向他行贿的。一个东欧国家的人，因为违章驾驶被他拦住，驾驶员试图给他500元瑞典克朗。警察说，我一把将他揪进警车。他违章驾驶，依法不过罚款，但他试图贿赂警察，被判刑两年！警察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受贿，因为国家给我的工资，足以让我体面地生活。

瑞典是世界上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然而，瑞典人却十分反对舌尖上的浪费，在瑞典的大酒小宴，尤其是公务接待宴上，基本都会吃得一干二净。那么瑞典是如何做到杜绝公款浪费和个人浪费的呢？前些日子去瑞典学习参观，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瑞典没有“剩宴”。首先，瑞典人崇尚节俭，并将这种理念灌输到孩子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会不厌其烦地给孩子讲解食物是怎么来的，应该如何爱惜粮食，减少浪费。学生在食堂打饭时，常常被要求吃多少打多少，不够再添，绝不允许浪费。其次，食品管理宣传有方。他们会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向市民推荐节约粮食的好方法。比如，提醒市民不要大批量地采购食物，尽量确保在几天内吃完等。再次，政府接待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公务接待有专人专管，请客之前必须先填一张申报单，需注明请客原因，有多少人参加，在哪家酒店等，同时还必须做好各个环节的预算。瑞典的法律规定公宴的最高标准不得超过60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帀580元）每人，如果超出领导将会被问责或免职。市民只要发送邮件或是上专门的网站点击，就能轻松地查到各个部门的接待费用，极为公开透明。最后，瑞典人重视实际，不搞铺张浪费。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选择菜品，不会盲目地追求档次和价格，点菜时还会根据个人食量的大小，选择不同的分量。所以在瑞典，无论公宴还是私宴，都很少出现“剩宴”的现象。

所谓“未富先懒”，就是部分人尤其是本该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青年人，在工作、事业、财富等方面尚未达到可以不用努力奋斗的程度，就开始懈怠，只管享受。有的“富二代”不愿创业，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农二代”不会务农，到城里后又挑活，在用工荒情况频频出现时更为挑剔；“拆二代”则仗着家里的房子不思进取。一些年轻人也乐意把“混日子”“家里蹲”当作一种理想职业。职场上，一些原本工作勤奋的业务骨干遭遇“职场天花板”，在多次碰壁后，理想磨平，心灰意冷。“未富先懒”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在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父母不愿意孩子吃苦、受委屈，将财富代际传承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规则；另—方面，由于长期对个人主义社会思潮的误读，让年轻人进人极端利己主义的误区，所以即使成为“寄生虫”也毫不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