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林外史》中，有一处情节让人感叹，说的是杜慎卿几个人游金陵的雨花台，“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这才是令人感慨的风雅。要说起来，无论是多么不济的时代，出一两个特立独行、高标自持的读书人，都不大令人感到稀奇。可是，这“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的风雅，却不是哪里都见得到的。 若人们都能在闲暇之余，想到“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那样的情境，该是多么风雅而美好的呀。

他被称为“世界上最穷的总统”；他现年79岁，为人随和，拒绝打领带，将自己工资的九成用于社会项目，不住总统官邸，同妻子住在一座旧农场；他没有子女，他说他有个目标——在2014年总统任期结束后收养30名或40名贫困儿童和他共同生活。他就是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 根据公布的资料，穆希卡没有银行账户，也没有积蓄，没有债务。他的那辆“PP壳虫”汽车估价大约1900美元。对于自己被称为“全球最穷总统”，穆希卡回应：“我不穷。说我只有几样东西也没错，但俭朴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富足。” 最高权力者的清廉是整个国家的幸运、能摆脱物欲的羁绊，是心灵上的富足与充实。

战国时代，孟子名气很大，府上每日宾客盈门，其中有很多是慕名前来求学问道的人。有一天，孟子家接连来了两位神秘人物，一位是齐国的使者，一位是薛国的使者。对这种人物，孟子自然不敢怠慢，小心周到地接待他们。齐国的使者给孟子带来黄金100两，说是齐王所赠的一点小意思。孟子见其没有下文，所以坚决拒绝齐王的馈赠。几番推脱下，使者无奈只有带着钱灰溜溜地走了。隔了一会儿，薛国的使者也来求见。孟子依然客气的接待他，薛国给孟子带来50两金子，说是薛王的一点心意，感谢孟先生在薛国发生兵难的时候帮了大忙。孟子听完后点点头，吩咐手下人把金子收下。这个时候左右的人都觉得十分奇怪，不知孟子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但也没人敢问。陈臻听到这件事后大惑不解，于是他在与孟子谈论学问的过程中趁机问他：“齐王送你那么多的金子，你不肯收；而薛国才送了齐国的一半，你却接受了。这是为何？如果你刚才不接受是对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错了；如果你刚才不接受是错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对了。对于两个不同国家的礼物，你按道理应该是要么一起接受，要么哪一边都不接受才对。”孟子笑着回答说：“都对。在薛国的时候，我帮了他们的忙，为他们出谋设防，平息了一场战争，我也算个有功之人，为什么不应该受到物质奖励呢？而对于齐国，我什么忙也没帮，但他们却平白无故给我那么多金子，这是有心收买我，君子是不可以用金钱收买的，我怎么能收他们的贿赂呢？”陈漆听后豁然开朗，更加佩服孟子的为人。

汉代杨震在荆州刺史任内，举荐王密为昌邑县令。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路过昌邑时，王密为了报知遇之恩，送杨展“金十斤”。杨震说：“故人（我）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怕人知晓而不敢接受，于是劝道：“暮夜无知者。”杨震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闻言十分羞愧，遂携金而返。杨震的子孙为缅怀其清正廉洁的德操，取堂名为“四知堂”。

李嘉诚在茶楼里一泡两年。他对这段生活从来没后悔过。他说，茶楼是三教九流聚会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都能看到听到。久而久之，就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也知道了该怎样与这样的人相处。他读书不多，但是学会了利用环境观察别人，这也算是社会心理学吧！这时练出的本领，对他一生的事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所谓“未富先懒”，就是部分人尤其是本该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青年人，在工作、事业、财富等方面尚未达到可以不用努力奋斗的程度，就开始懈怠，只管享受。有的“富二代”不愿创业，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农二代”不会务农，到城里后又挑活，在用工荒情况频频出现时更为挑剔；“拆二代”则仗着家里的房子不思进取。一些年轻人也乐意把“混日子”“家里蹲”当作一种理想职业。职场上，一些原本工作勤奋的业务骨干遭遇“职场天花板”，在多次碰壁后，理想磨平，心灰意冷。“未富先懒”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在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父母不愿意孩子吃苦、受委屈，将财富代际传承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规则；另—方面，由于长期对个人主义社会思潮的误读，让年轻人进人极端利己主义的误区，所以即使成为“寄生虫”也毫不介意。

2011年11月的一天，淮安市52岁的，以卖豆腐供儿子上大学、维持生计的陶彩芬在街头拾到一个装有1700元现金的皮包。她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在辗转找到失主后，终于把这笔现金交还给了失主。但失主竟说包里本来应该有8100元现金，要求陶大姐赔偿不见了的钱。 这件事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同陶大姐一样不明白，为啥做了诚信的好事却还沦落到现在这个下场呢？失主这样的行为，会使依旧保有诚信的人们寒心，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

郭开是战国时期赵王的宠臣。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率兵攻赵，赵王派李牧、司马尚率兵迎战。李牧是当时赵国继廉颇之后的名将。数年间，他率兵北破燕军、南拒韩魏，且几败秦军，王翦畏之如虎。见是李牧领兵迎战，秦国深感强攻无望，于是便用重金贿赂郭开，让其设法说服赵王迁召回李牧。贪婪成性的郭开收受贿赂后，诬陷李牧、司马尚等谋反，赵王迁不察真相，盲目决策，派赵葱和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并将李牧杀害。李牧被杀后，王翦率秦军乘机大败赵军，俘虏了赵王迁，就这样，把赵国吞并了。

徐霞客游亦有道，游道有三，曰“清”“任”“和”。此三者由晚明文坛名士陈继儒率先揭出。清者，指不假公事之便，不费国帑之积，不仰仗官府势力，不乞求乡绅金钱，自筹盘缠，纯属私人行为，与官方无关，也与民间商贸、宗教活动无涉。任者，指纯任个人性情、兴趣、爱好、意志，“自适吾意”，不畏艰难险阻，将生死置之度外，任性而游。和者，指与社会人群、天地万物保持和谐亲密关系。霞客远游，尊重各地风土人情，入乡随俗，入乡问俗，不论绅士之贤良抑或庶民之贫贱，皆待以友善，待少数民族尤其谦谨，曾与云南纳西族尊长木公结下深交，传为民族友谊佳话。霞客嗜山水如命，爱护飞禽走兽、花草树木，赏悦天地间一切灵奇之物、自然生命，所到之处，渔樵安宁，猿鸟不惊。清、任、和，游道三德，是徐霞客旅游之特色，明代后期旅游文化之新精神新观念，今天的人也值得学习。

倪发科2008年担任安徽省副省长后，未经组织审批同意，就担任了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接触上了玉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为赏玉、玩玉，倪发科常常到了痴迷的程度。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到外地出差，再忙也要挤时间到当地的玉器市场或商场看一看，甚至借机绕道到玉石产地和玉石市场。倪发科还喜欢“斗玉”，常约上几个玩家，各带几块好玉，一起欣赏，比比谁的玉好。一些商人看到手握大权的倪副省长有此爱好，因此开始“进贡”，倪发科在爱好的驱使下，多次收受巨额贿赂。作为回报，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倪发科为行贿企业的房地产开发等项目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落实用地指标等。东窗事发后，经査，“爱玉成痴”的倪发科收藏有大量玉石，其受贿额近七成系玉石，总价值达1000多万元。2015年2月28日，法院公开宣判，倪发科获刑17年。至此，他才悔悟过来，“因痴迷上了玉石玉器，被‘疯狂的石头’绊倒，摔下万丈深渊，走向了人生不归路”。

北京某公司业务部经理宁健乘坐公共汽车时，因制止歹徒行窃，被扎成重伤，住院治疗费共1.7万元。其所在单位以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为由，不给他报销医药费，他治病期间的工资、奖金也被扣除。面对手持匕首挟持两名柔弱女青年的歹徒，不满18岁的黄健英勇上前与歹徒搏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令人遗憾的是，他用生命救下的两名女青年及其父母对此却表现出惊人的漠然，声称：“我们又没有叫他救人，他自己要逞能，死了活该。”

瑞典是世界上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然而，瑞典人却十分反对舌尖上的浪费，在瑞典的大酒小宴，尤其是公务接待宴上，基本都会吃得一干二净。那么瑞典是如何做到杜绝公款浪费和个人浪费的呢？前些日子去瑞典学习参观，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瑞典没有“剩宴”。首先，瑞典人崇尚节俭，并将这种理念灌输到孩子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会不厌其烦地给孩子讲解食物是怎么来的，应该如何爱惜粮食，减少浪费。学生在食堂打饭时，常常被要求吃多少打多少，不够再添，绝不允许浪费。其次，食品管理宣传有方。他们会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向市民推荐节约粮食的好方法。比如，提醒市民不要大批量地采购食物，尽量确保在几天内吃完等。再次，政府接待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公务接待有专人专管，请客之前必须先填一张申报单，需注明请客原因，有多少人参加，在哪家酒店等，同时还必须做好各个环节的预算。瑞典的法律规定公宴的最高标准不得超过60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帀580元）每人，如果超出领导将会被问责或免职。市民只要发送邮件或是上专门的网站点击，就能轻松地查到各个部门的接待费用，极为公开透明。最后，瑞典人重视实际，不搞铺张浪费。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选择菜品，不会盲目地追求档次和价格，点菜时还会根据个人食量的大小，选择不同的分量。所以在瑞典，无论公宴还是私宴，都很少出现“剩宴”的现象。

饮食中国，有舌尖上的美味，就有舌尖上的浪费。据央视报道，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总量折合粮食约500亿公斤，相当于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10。保守的推算，每年最少倒掉约2亿人一年的食物或口粮；全国各类学校、单位规模以上集体食堂每年至少倒掉了可养活3000万人一年的食物；我国个人和家庭每年可能浪费约110亿斤粮食，相当于1500万人一年的口粮。这一组数据，读来让人触目惊心。而抽象数字化为现实观感，就是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处处可见吃喝成风、浪费无度。日前，一组反映上海、广州、青岛等多地酒店铺张浪费的照片在网络迅速蹿红。不含酒水五六千元一桌的宴席餐毕，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后，几乎没动过的螃蟹、整只鸡、整条鱼都被扔掉，堪称刺眼的中国式“剩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张照片中家住甘肃的村民王义忠的独白：“一年中有肉的饭不超过10顿。”这样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尽管在中国已经不存在饥饿问题，但还有数千万人口处于温饱线之下。据国务院扶贫办网站显示，中国目前还有1.28亿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当今中国，大量贫困人口视粮食为生命。”那么，“舌尖上的浪费”一般发生在哪些群体身上？既有公职人员，也有普通民众，还包括一些大学生。不同的群体，浪费食物的原因不尽相同，一些公职人员认为，公款吃喝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浪费起来不心疼；而一些普通百姓则认为，大操大办才有面子，菜点得多、酒上得足才有身份；不少大学生花着父母的血汗钱，糟蹋粮食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不事稼穑不知辛苦。中国式“剩宴”成公众聚焦话题。舌尖上的浪费令人反思，舌尖上的腐败令人警醒。“舌尖上的中国”很美好，但“舌尖上的浪费”很可耻。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于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读历史，让人深思。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大多数人苦读寒窗，跻身仕途，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荣华富贵，泽被后世，荫及子孙。在这些人面前，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但司马光不为所动。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南北朝时，南朝的中书通事舍人顾协，虽位高权重，但为政清廉。他曾说：“送礼纳贿，必然徇情枉法，吏治怎能清明？”有一次，一位门生因有事相求，向他送礼行贿。顾协怒不可遏，责令将这个门生重打二十大板，赶出了门外。顾协清醒地认识到，某些“送礼”等于“行贿”，拿人的手短，必然徇情枉法，如果群起效仿，必然影响政治的清明。他棒打门生，不是不讲人情，而是怒其不走正道，要将他打“醒”，从此正派做人。

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司徒、中书令韩弘因病去世，其子也已亡故，家中只剩年幼的孙子。穆宗担心韩家的财产被下人们盗取，就派官员去清点其财物，以便交给族中的长者代管。不料，官员在清点时，意外发现了一份重要的礼单。原来，韩弘曾任宣武节度使，军管一方军政大权。后来，地方权势不断扩张，叛乱滋生，严重威胁中央统治。于是，皇帝开始大力清剿叛乱，收归集权。见此情形，韩弘害怕了，因为朝中早有人说他有叛乱之心。所以，韩弘向皇帝上书，请求入朝为官。为了堵住大臣们的嘴，他还拿出大笔钱财，让儿子到京城送礼。而意外发现的这份礼单上，就详细记录了当时送礼的情况。穆宗拿着这份礼单，感叹不已，因为这上面几乎涵盖了满朝的大臣。难道就没人抵挡得了金钱的诱惑？这时，他发现在户部侍郎牛僧孺的名字旁，用红笔写着一行小字：“某月某日，送钱千万，不纳。”短短几个字，消散了穆宗心头的乌云。穆宗想：看来朝中还是有清廉正直的官啊！几年后，朝廷商议新的宰相人选，唐穆宗第一个提拔的就是牛僧孺。一份礼单，就这样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有人说，牛僧孺实在是幸运，可谁又知道，这幸运背后是他对欲望的克制和对信念的坚守。

北宋是个重视文人的时代，文官的地位很高；北宋是个讲究享受的时代，文官的生活很奢侈。就连被通俗文学塑造为清官榜样的寇准，一次赏赐给歌女的缠头就是一匹绸缎，乃至于他的爱妾桃都感觉有些过分，当即写作《逞寇公二首》进行规劝，其一说：“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可知寇准不但有妾，而且生活也很奢侈。

唐朝的杨绾以品德高尚著称，为官一向廉洁，所用车马服饰很俭朴。自他任宰相后，朝野之风也为之一变。御史中丞崔宽很富，皇城的南边有他的别墅，楼台亭榭，华丽无比，杨缉任宰相的当天他就暗自将其拆毁了。中书令郭子仪在行营中，听到杨绾当宰相的消息，连忙将他的乐队撤了大半。京兆尹黎干当时正得皇上赏识，每次出人都备有百余辆马车，得知杨绾为相，也立即将马车减到十辆。杨绾拜相后刮起的节俭旋风，从奢侈变为俭朴的人，不计其数。

崔群是唐代大臣，为人正直，被选为翰林学士。唐宪宗对他特别信任，下诏规定，今后凡翰林学士奏事，必须有崔群的署名才可以报上来，否则不可以上报。对如此的信任，一般人早洋洋自得乐昏了头，可崔群清醒，他连忙对皇上说：“此事万万不可，翰林院的做法，往往会成为一种规矩，如果照此办事的话，将来万一有阿谀奉承的人担任了翰林院的长官，那么官阶低的人上言进谏就无法上达了，所以请陛下收回这个成命吧！”宪宗一听，也感觉有道理，就没有执行“连署”的旨意。无独有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曾拒绝过署名，那是1986年，钱学森阅读了一位学者的科学论文，读后给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位学者很感激，便主动提出在发表论文时，准备把钱学森的名学同时署上，钱学森立即回信说：“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上作者中是不对的，我不会同意。这不是什么客气，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要说我曾向您提过一两点有用的参考意见，那也只能在文章末尾讲上一句。这是科学论文的原则，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

当今社会，一种浮躁之风越刮越烈。刚唱了一二首受欢迎的歌，就称之为歌星；刚写了几篇有影响的文章，就戴上了作家的桂冠；刚演了一二部上座率较高的电影、电视剧，就冠之以艺术家的头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了，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攀登顶峰的人很少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