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期间，板蓝根一下子成了抢手药，供不应求。不少小企业从眼前利益出发，不顾大义，大肆涨价赚钱。石家庄神威药业却毫不犹豫地选择降价，并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平稳市场上的药价。他们固然是商业企业，重视利益，但从长远看，放弃眼前的小利选择大义，却能赢得长久的信誉。

同治三年(1864年），清廷与太平军的战争，基本已尘埃落定。除了曾国荃围困的金陵尚未攻破，其他地方的太平军都被消灭。为了早日攻下金陵，朝廷下旨，让那些拥兵的巡抚发兵助剿。左宗棠接到圣皆后，立即将水兵营调过去，还把炮队也派到金陵；李鸿章却找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不但不派兵增援，还索性请假回老家成亲。这让众人很是不解，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因为恩师举荐，他才做了江苏巡抚，而曾国荃既是曾国藩的弟弟，也是曾国藩的属下，帮曾国荃就是帮恩师啊，为何他却如此忘恩负义？几个月后，金陵被攻破，曾国藩兄弟领了头功，分别被封为侯爵和伯爵，荣耀无人能比。让人费解的是，第一时间出兵相助的左宗棠不仅毫无功劳，还惹得曾国藩老大不高兴，主将曾国荃也非常不满，就连士兵们都非常抵触。而未出一兵一卒的李鸿章却得到曾国藩夸奖，经曾国藩奏请，他被朝廷加了头等顶戴，并被封为一等伯。原来，曾国荃围困金陵已长达两年之久，城内所存粮草早已用尽。太平军先是挖野菜充饥，到最后野菜都挖光了，只能喝雨水和河水，而且天王洪秀全已染重病，生命垂危。大家都知道，太平军气数已尽，克复金陵只是早晚的事。这么大的功劳，岂能让曾氏兄弟独享？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因此向朝廷奏请发兵相助，朝廷也想早日克复金陵，便下旨让各路人马增援。湘军吃了那么多的苦，做了那么久的前期工作，眼看胜利在望，却凭空跑出来一帮人要抢功劳，心里当然不乐意。李鸿章只供粮饷却不派兵，就是不想分别人锅里的羹，不想抢别人的功劳，正因如此，曾国藩才对他特别感激，也愈加器重。碰上好事，人人都想分一杯羹，能克制自己，不因一己私利让别人利益受损的人，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并最终赢得更长久的发展。

崔群是唐代大臣，为人正直，被选为翰林学士。唐宪宗对他特别信任，下诏规定，今后凡翰林学士奏事，必须有崔群的署名才可以报上来，否则不可以上报。对如此的信任，一般人早洋洋自得乐昏了头，可崔群清醒，他连忙对皇上说：“此事万万不可，翰林院的做法，往往会成为一种规矩，如果照此办事的话，将来万一有阿谀奉承的人担任了翰林院的长官，那么官阶低的人上言进谏就无法上达了，所以请陛下收回这个成命吧！”宪宗一听，也感觉有道理，就没有执行“连署”的旨意。无独有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曾拒绝过署名，那是1986年，钱学森阅读了一位学者的科学论文，读后给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位学者很感激，便主动提出在发表论文时，准备把钱学森的名学同时署上，钱学森立即回信说：“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上作者中是不对的，我不会同意。这不是什么客气，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要说我曾向您提过一两点有用的参考意见，那也只能在文章末尾讲上一句。这是科学论文的原则，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

冯谖是历史上著名的食客，因为饭桌无鱼，便弹铗而歌。后来，他被孟尝君的诚意与谦逊所感动，终于为其利益而奔走。有一次，孟尝君想从门下宾客中选人代他到薛邑（孟尝君的封土）收债，冯谖主动申请前往。孟尝君很高兴，便同意了。冯谖收拾停当之后，向孟尝君辞行，并请示：“收完债，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吗？”孟尝君顺口答道：“先生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些什么吧！”冯谖驱车来到薛邑，他派人把所有负债之人都召集到一起，核对完账目后，他便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所有欠债人的欠条当面烧掉了，百姓感激不已，皆呼万岁。冯谖随即返回，一大早便去求见孟尝君。孟尝君没料到他回来得这么快，半信半疑地问：“债都收完了吗？”冯谖答：“收完了。”“那你给我买了些什么回来呢？”孟尝君又问。冯谖不慌不忙地答：“您让我看家里缺少什么就买什么，我考虑到您有用不完的珍宝，数不清的牛马牲畜，美女也很多，缺少的只有‘义’，因此我为您买‘义’回来了。”孟尝君不知其所云，忙问：“‘买义’是什么意思？”冯谖就把经过说了，并补充说：“您以薛为封邑，却对那里的百姓像商人一样盘剥刻薄，因此，我假传您的命令，免除了他们所有的欠债，并把债券也都烧了。”孟尝君听罢，心里很不高兴，只得悻悻地说：“算了吧！”一年后，孟尝君由于失宠，被新即位的齐王赶出国都，只好回到薛邑。往日的门客都各自逃散了，只有冯谖还跟着他。当车子距薛邑还有上百里远时，薛邑百姓便已扶老携幼，夹道相迎。孟尝君好生感慨，回头对冯谖说：“先生为我所买的‘义’，我今天终于看见了！”冯谖焚债券而买“义”，此一举确实高明。这也印证了他的大智谋与眼光。他没有被眼前的小利所迷惑，而是从长远出发，孟尝君作为战国的四公子之一，在这一点上比起冯谖来，也略逊了一筹。

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吉筠亭身患重病，语重心长地对吉鸿昌说：“孩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给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父亲去世后，吉鸿昌把“做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写在瓷碗上。交给陶器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他用卡车把碗拉到部队，举行了严肃的发碗仪式。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说完，他亲手把碗发给全体官兵。当时吉鸿昌年仅25岁，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