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返回地球后，随之而来的是种种摆脱不了的名誉和光环。可是，阿姆斯特朗对自己的成名并没有心理准备，认为成名是个负担，渐渐无法应付和承受。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对待他的方式与过去截然不同了。渐渐地，阿姆斯特朗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两岁的女儿死于脑瘤，最初似乎并未影响阿姆斯特朗太多，可渐渐地，后遗症显露出来，这位父亲会看着女儿过去的照片发呆。不久之后，阿姆斯特朗出任太空总署航空学协会副会长。接着，为了彻底从公众目光中隐退，阿姆斯特朗在1971年从美国宇航局退休，到辛辛那提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担任教授至1979年。阿姆斯特朗在后来甚至还在一个偏僻的乡下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农庄，开始了自己的半隐居生活。他感慨地说道：“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别人才不将我当作一名宇航员看待？”曾经有人建议阿姆斯特朗多出去走走，到各地散散心，可这个倔强的美国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我连月球都去过了，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吸引我呢？”由于工作需要，阿姆斯特朗很忙而且需要经常出差，为此根本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两个儿子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他很少参与。从月球返回之后，他的生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妻子珍妮特渐渐厌倦了这样的日子。1989年年底，珍妮特在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给他，提出离婚的要求。1994年，阿姆斯特朗与共同生活了38年的妻子珍妮特正式离婚。阿姆斯特朗回忆当时的场景，唏嘘不已：“我想挽留她，可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中，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婚姻，就像一次失败的飞行，无声地崩溃了……如果可能，我还要说，我爱妻子。我很抱歉，我们的婚姻，成为我成功的最大代价。”几年前，阿姆斯特朗再婚了。垂暮之年的他更愿意“生活在现在”，还经常驾驶滑翔机过把飞行瘾。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伟大作家博尔赫斯曾在图书馆工作，当他已是大名鼎鼎的时候，依然安然地做着馆员。一天，同事在百科全书里读到“博尔赫斯”条目时，非常惊奇，捧着书兴冲冲地对他说：“百科全书里有个人，不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年月也完全一致。”“是吗？”他轻声应了句，仍在忙着整理书籍。内心无比充盈的人，才能够如此低调。

郭明义，男，1958年12月生，辽宁鞍山人，1982年复员到齐大山铁矿工作。1996年至今，任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员。入党30年来，他时时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突出的业绩。从1996年开始担任采场公路管理员以来，他每天都提前2个小时上班，15年中，累计献工15000多小时，相当于多干了五年的工作量。工友们称他是“郭菩萨”、“活雷锋”，矿业公司领导则称因郭明义使整个“矿山人”的精神得到了升华。他20年献血6万毫升，是其自身血液的10倍多。2002年，郭明义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鞍山市第一批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06年，郭明义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和眼角膜自愿捐献者。他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先后资助了180多名特困生，而自己的家中却几乎一贫如洗。一家3口人至今还住在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一个80年代中期所建的、不到40平方米的单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