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8岁那年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慧，求知欲强，可是在这里，塾师所讲的都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老是“之乎者也”“天地君亲师”一类陈旧腐朽的东西，枯燥无味，束缚儿童的身心发展。詹天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他最感兴趣的是工程、机械等新知识，他用泥巴捏火车，做机器。身上老是装着小齿轮、发条、螺丝刀、镊子等等，一有空就摆弄着玩。小伙伴们都称他是“机器迷”。一天，小天佑对他家的闹钟突然发生了兴趣，他想，这个方方的东西为什么能滴嗒滴嗒走个不停？为什么它能按时响铃？为什么它能始终这么均匀地走？家里的大人都有事出去了，小天佑决定要打开这个宝贝匣子，看看其中的奥秘。他把闹钟拿到隐蔽的地方，把零件一个一个拆开。他自己的脑筋也动开了：这一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这一个零件和那一个零件为什么咬合在一起？那一个零件是什么力量使它摆动起来的呢？拆着，思考着，一直到把整个闹钟拆到不能拆为止。一大堆散碎的零件怎么按原样装起来呢？詹天佑凭着他那良好的记忆力，居然一件一件装好了，他也弄清了闹钟的构造与原理。

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时还要经过许多反复和波折。不过，一旦发现了兴趣所在，毎个人都可以在激情的推动下走向成功。 李开复读高中的时候一心想做个数学家，刚进入大学时又打算做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可直到大二时，他才逐渐发现，自己无法全身心地喜爱数学和政治，学习成绩也只在中游徘徊。与此同时，他接触并喜欢上了计算机，每天疯狂地编程，很快引起了老师、同学的注意。终于，大二的一天，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放弃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已经修成的学分，转入哥伦比亚大学默默无闻的计算机系。 他告诉自己，人生只有一次，不应浪费在没有快乐、没有成就感的领域。当时也有朋友对他说，改变专业会付出很多代价，但李开复对他们说：“做一个没有激情的工作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李开复说：“那一天，我心花怒放、精神振奋，我对自己承诺，大学后三年的每一门功课都要拿A。” 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就不会在计算机领城取得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很可能只是美国某个小镇上一名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

18年前，王亮因3分之差而高考落榜，但他落榜不失志，而是抱定“没考上大学，并不等于学不到大学里的知识。将来即使成不了电程师，也要做一名有出息的电工”这样的信念，插班进入职高二级就读，在职高上学期间就钻研起大学电气专业的书籍，在如饥似渴学习技术的过程中，重新扬起了理想的风帆，重塑了自我，成长为大连某重工起重集团一名出色的电气安装调试工人。他“先后与许多国家的专家同场合作，同台竞技，解决了无数棘手的技术难题，令傲气十足的老外也为之折服，为企业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达1500多万元。有外国公司曾开价20万元高薪挖他但没有挖走”。该集团董事长对他赞不绝口，说他是“三个博士都不换”。

父亲去世后，11岁的彼得·林奇不得不在上学之余去打工，以贴补家里的开销。他在高尔夫球场谋得了一份捡球的差事。其他球童看到林奇长得瘦弱，都有意欺负他，让他专为那些球技差的球手服务。傻瓜都知道那些球技差的球手击球没准心，这样捡球就得多跑快跑，多费力。可林奇似乎没意识到这些，他总是毫无怨言地接受，大汗淋漓地满场奔跑。两年过去了，林奇成了球场资历最长的球童。让人意外的是，他总是把那些为优秀球手服务的机会留给其他球童，自己依旧专门为技艺差的球手捡球。难道林奇真的是“爱捡臭球的傻瓜”？一天，老板布雷忍不住问他。林奇说：“球技差的人打高尔夫球大多是为了消遣，他们在打球之外必有过人之处。我为他们服务，不就可以借机向他们学习更多打球之外的东西吗？”布雷恍然大悟，这才知道林奇的“别有用心”。不久，球场新来了一位名叫乔治的球手，林奇自告奋勇地为他服务。乔治的球打得又重又偏，林奇每次总是急速奔跑着去捡球，然后气喘吁吁地回到原地。乔治被林奇勤奋而执着的劲头感动，经常把他带在身边。以后，林奇便时常从乔治和朋友们的交谈中听到有关股票的知识，并深深迷恋上了投资。大学毕业后，林奇便开始尝试投资股票，直至成为华尔街最优秀的投资经理人。“主动吃亏”才能“主动获得”。在被问及成功的心得时，林奇更愿意与人分享当年捡球的经历。的确，吃亏是福。在人生的历程中，吃亏和受益是互为存在、互为因果的。千万不要被眼前的祸福所蒙蔽，要善于从吃亏中看到潜藏的好处和收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童第周谢绝了专家和同学们的挽留，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来到四川宜宾一个村镇教书。在紧张的教学中始终没有忘记搞科学研究。可是，这里没有科学仪器，连一架显微镜也没有，没办法继续开展胚胎学的研究工作。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他带来了希望：在小镇的旧货摊上他们看到了一架旧显微镜，但要价太贵，当时他们夫妻俩掏尽了口袋还凑不足一半，又向别人借了一些还不够，最后只好把他们的衣服拿去典当，好不容易才买回这架旧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