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是19世纪法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因发明了传染病预防接种法，为人类和人类饲养的家畜、家禽防治疾病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他在整个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德国的波恩大学郑重地把名誉学位证书授予了这位赫赫有名的学者。但是，普法战争爆发后，德国强占了法国的领土，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德国侵略者的极大憎恨。巴斯德毅然决然地把名誉学位证书退还给了波恩大学，他说：“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表达了一位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并因此而成为一句不朽的爱国名言。

研究发现，面对一个模糊的描述，人们往往会将它与自己的情况对号入座。这种倾向叫作“福勒效应”，产生的原因被认为是“主现验证”的作用。心理学家认为，“富勒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对占星术、塔罗牌、心理测试游戏等信以为真。

在伽利略之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下落的快慢是不一样的。它的下落速度和它的重量成正比，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越快。比如说，10千克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要比1千克重的物体快10倍。1700多年前以来，人们一直把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学说当成不可怀疑的真理。年轻的伽利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理，大胆地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提出了疑问。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亲自动手做一次实验。他选择了比萨斜塔作实验场。这一天，他带了两个大小一样但重量不等的铁球，一个重100磅，是实心的；另一个重1磅，是空心的。伽利略站在比萨斜塔上面，望着塔下。塔下面站满了前来观看的人，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讽刺说：“这个小伙子的神经一定是有病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会有错的！”实验开始了，伽利略两手各拿一个铁球，大声喊道：“下面的人们，你们看清楚，铁球就要落下去了。”说完，他把两手同时张开。人们看到，两个铁球平行下落，几乎同时落到了地面上。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了。伽利略的试验，揭开了落体运动的秘密，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20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尼尔斯·玻尔为人谦虚低调。一次，有人问他创建第一流物理学派的秘诀，玻尔教授淡淡地答道：“因为我不怕在学生面前显露我的愚蠢。”听到这个回答，大家都感到十分诧异和不解，但仔细想来又在情理之中。玻尔教授曾经为了思考一道难题，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一同“发呆”超过两个小时！不慕虚荣，方能虚怀若谷地接受意见，大胆踏实追求真理。正是这种“不怕出丑”的精神，使玻尔及其团队得以始终走在物理研究的最前沿。

“生于胶片，死于数码”——这可能是对昔日影像巨头柯达公司的极佳概括。2012年1月19日，美国柯达公司宣布，该公司与其子公司已向纽约一家破产法院提交破产保护申请。成立于1881年的伊士曼柯达公司，一百多年来在影像拍摄、分享、输出和显示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多年来帮助人们留住了美好的影像，交流重要信息以及享受娱乐时光，昔日辉煌堪比当今苹果。在胶卷时代，柯达曾占据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巅峰市值达到310亿美元，全球拥有员工14.5万人。柯达拥有一万多项专利，是感光界当之无愧的霸主，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的发明者。随着数码技术的崛起，由于担心胶卷销量受到影响，柯达尽管在1991年就开发出13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却一直未敢大力发展数码业务，数字化率还达不到竞争对手富士公司的一半，不断裁员以致面临破产的危险，这和100年前的公司创始人伊士曼果断抛弃旧技术转向胶片技术形成了巨大反差。申请破产保护之后的柯达也许将英雄不再，也许将转型重生，从而真正笑对其宣传语——“数码相机，源自柯达”。

67岁的动物学家卡尔·施密特博士是芝加哥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一天下班后，一个人留在实验室里继续观察美洲的毒蛇，不幸被蛇咬伤。当时电话打不出去，他自知性命难保，但依然镇定自若。为了给后人留下科学研究的资料，他记录下自己垂危时的感觉： 体温很快升到39度，胃剧痛，燥热，耳鸣，眼皮痛，睁眼困难…… 四小时了，口鼻开始出血…… 看不见体温表了，情况非常严重…… 疼痛消失，呼吸困难，全身瘫软，开始脑充血了…… 在被毒蛇咬伤5个小时后，在为世界留下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科学记录后，这位科学家与世长辞了。

1882年，在白炽灯彻底获得市场认可后，爱迪生的电气公司开始建立电力网，由此开始了“电力时代”。当时，爱迪生的公司是靠直流电输电的。不久，交流电技术开始崭露头角，但受限于数学知识（交流电需要较多数学知识）的不足，更受限于孤芳自赏的心态，爱迪生始终不承认交流电的价值。凭借自己的威望，爱迪生到处演讲，不遗余力地攻击交流电，甚至公开嘲笑交流电唯一的用途就是做电椅杀人！发展交流电技术的威斯汀豪斯公司，一度被爱迪生压得抬不起头。但一朝不等于一世，后来那些崇拜、迷信爱迪生的人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惊讶地发现：交流电其实比直流电要强得多！爱迪生辉煌的人生在接近尾声时栽了一个致命的大跟头，而且再也没能爬起来，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败笔。

18年前，王亮因3分之差而高考落榜，但他落榜不失志，而是抱定“没考上大学，并不等于学不到大学里的知识。将来即使成不了电程师，也要做一名有出息的电工”这样的信念，插班进入职高二级就读，在职高上学期间就钻研起大学电气专业的书籍，在如饥似渴学习技术的过程中，重新扬起了理想的风帆，重塑了自我，成长为大连某重工起重集团一名出色的电气安装调试工人。他“先后与许多国家的专家同场合作，同台竞技，解决了无数棘手的技术难题，令傲气十足的老外也为之折服，为企业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达1500多万元。有外国公司曾开价20万元高薪挖他但没有挖走”。该集团董事长对他赞不绝口，说他是“三个博士都不换”。

1896年的一天，瑞士化学家舍恩拜做试验时，不小心把盛满硝酸和硫酸的混合液瓶碰倒了。溶液流在桌上，一时未找到抹布，他赶紧拿来了妻子的一条棉布围裙来抹桌子。围裙浸了溶液，湿淋淋的，舍恩拜怕妻子看见后责怪，就到厨房去把围裙烘干。没料到刚靠近火炉时，只听得“噗”的一声，围裙被烧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烟，也没有一点灰，他大吃一惊。事后，舍恩拜仔细回忆全过程，顿时高兴万分，意识到自己已经合成了可以用来做炸药的新的化合物。为此他多次重复了实验，肯定了结果无误，遂将其命名为“火棉”，后人称之为硝化纤维素。就这样，一条围裙引出了世界上第一种无烟炸药的问世。

詹天佑8岁那年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慧，求知欲强，可是在这里，塾师所讲的都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老是“之乎者也”“天地君亲师”一类陈旧腐朽的东西，枯燥无味，束缚儿童的身心发展。詹天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他最感兴趣的是工程、机械等新知识，他用泥巴捏火车，做机器。身上老是装着小齿轮、发条、螺丝刀、镊子等等，一有空就摆弄着玩。小伙伴们都称他是“机器迷”。一天，小天佑对他家的闹钟突然发生了兴趣，他想，这个方方的东西为什么能滴嗒滴嗒走个不停？为什么它能按时响铃？为什么它能始终这么均匀地走？家里的大人都有事出去了，小天佑决定要打开这个宝贝匣子，看看其中的奥秘。他把闹钟拿到隐蔽的地方，把零件一个一个拆开。他自己的脑筋也动开了：这一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这一个零件和那一个零件为什么咬合在一起？那一个零件是什么力量使它摆动起来的呢？拆着，思考着，一直到把整个闹钟拆到不能拆为止。一大堆散碎的零件怎么按原样装起来呢？詹天佑凭着他那良好的记忆力，居然一件一件装好了，他也弄清了闹钟的构造与原理。

爱因斯坦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希望人类得到永久的和平。他一生中发表了很多反对法西斯战争、声援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文章，包括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不仅对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他的反法西斯的优秀品格也一直为人传颂。在1932年11月，希特勒上台，德国政府命令正在国外讲学的爱因斯坦立即回国，爱因斯坦置之不理。德国政府竟悬赏两万马克捉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毅然辞去了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职务，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安顿下来，进行研究工作。他在那里度过了22个年头。在这期间，当他得知德国正在将核裂变用于军事的危险变为现实时，便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提出警告。在德国战败后，爱因斯坦又两次致函罗斯福，要求禁用原子武器。他晚年一直进行着反对发展核武器和争取人类和平事业的斗争。

13世纪，一个叫亨内考的法国人首次提出了“永动机”的设想。这种永动机不消耗任何能量，可以源源不断地对外做功。18世纪初，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让人们认识到：不管是哪种机器，都只能让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不能凭空地制造能量。如此一来，不消耗任何能量就能做功的第一类永动机也就研制失败。19世纪中期，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被人们发现，人们认识到，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有能量，能量有不同的形式，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也可以从一个物体传到另一个物休，在转化和传递的过程中，能量的总和保持不变。因此，有人又提出，从海洋、大气中吸取能量供给永动机。如此，第二类永动机的研制又开始了。不过，随着第二热力学定律——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吸取热量，使之完全变为有用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的发现，第二类永动机也宣告失败。永动机的研究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最终以失败告终。如此看来，不管设想如何美好，选择正确的方向更重要。如果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到头来不过只是徒劳，更谈不上成功。

俄国杰出的化学家门捷列夫，一生从事化学研究，勤奋不息，硕果累累。由于生活清苦和过于用功，门提列夫在入学时期累垮了，住进了医院。他偷偷地把书本纸笔带进病房，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学习。到了晚年，他常常生病，视力衰退到半盲，双手颤抖到不能写字，但仍□授秘书笔录编写自传，整理自己的著作。临终前三个星期，他还参加讨论了乘飞艇到北极探险的计划。门捷列夫就是以这样不断奋斗的精神，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发表了五百多篇科学著作，其中包括篇幅达数千页的著作。

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意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当他们爬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心中想到：“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达尔文脑海中一阵翻腾，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

靠人脉、钱脉分配科研项目经费是一大弊端，中外皆有。发明液晶显示器的美国人乔治·海尔迈耶，被称为“液晶显示器之父”。他的一大贡献是提供科学审查项目资助依据的“海尔迈耶问题”。每个申请者要诚实、详细地回答九个问题：一是你想做什么？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是怎样的，现在研究的局限何在？三是你的方法有何新意，为什么会成功？四是谁会关心你的研究？五是如果你成功了，你的工作会带来什么改变？六是此项目的风险和回报是什么？七是要多少成本？八是花多少时间？九是有无中期检查和终题检查能检验它是否成功？这九个问题杜绝了许多资助上的浪费和漏洞。乔治·海尔迈耶已于2014年4月逝世，但这九个问题和他的液晶显示屏一样，是留给人类的不朽财富。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被称为“中国现代火箭之父”的钱学森，是著名的航天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新中国成立之初，钱学森为了报效新生而落后的祖国，从1950年起在美国向当局正式提出回国申请。但是，美国当局却百般阻挠和迫害，没收了钱学森的各种资料和书籍，并诬蔑他为“间谍”，对他进行审讯和监禁，仅半个月，就使他的体重减轻了13.6千克。当时美国当局声称，只要钱学森放弃回国念头，就照常给他提供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可是，钱学森宁死也要回国。后来，他虽被科学界知名人士保释，但他的办公室、住宅、电话、信件等都受到严密检查。钱学森被美国当局整整迫害达5年之久，但他始终没有屈服，终于在祖国的帮助下，于1955年获准回国。当他接到可以离开美国的通知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并高兴得跳了起来。回国后，钱学森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跃入世界前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袁隆平的发明之路并不一帆风顺——世界上所有新发明的诞生都不会一帆风顺，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失败后，经过发明家不断改进后获得的。要是一帆风顺，那谁都可以是发明家了。这也验证着一句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只有那些不怕失败的人才能最终攀上科学的高峰。袁隆平也曾失败过。最初（也未必是最初）他培育的杂交水稻，长势喜人，但只是表现在稻草上，其产量增加了70%，而稻谷不但没增产，还减产了两三个百分点。于是有人讥讽地说：“可惜人不吃稻草，要吃稻草就好了。”真是“损”得可以。面对失败，袁隆平却从中看到了希望：既然稻草可以增加产量，那稻谷也可以增加产量，他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这增加点从稻草上转移到稻谷上去。经过改进，他终于培育出了亩产800公斤的优质杂交水稻。理想就像一颗糖果，而挫折就是包住糖果的那一层糖衣，剥开糖衣就能吃到美味的糖果了，就像战胜了挫折实现理想一样。袁隆平之所以让理想照进现实，是因为他克服了挫折带来的困扰。理想，只有坚持，才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理想，只有坚持，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极致辉煌。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依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当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

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从1822年到1831年，耗时10年，最终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并建立了电磁感应定律。法拉第的这一成果，为麦克斯韦普遍电磁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电工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发电机的诞生即为一例），10年艰辛，形成了法拉第的一本特殊工作日记。首篇是：“对！必须转磁为电。”其后每天的记录都是一个词“No”。直到末页，才换了一个新词“Yes”。这本现在保存在伦敦一家科学档案馆的珍贵日记，记录了法拉第的数千次失败，也记录了他的最后成功，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这位科学家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愈挫愈勇的顽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