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以及司法机关打击犯罪力度的加强，当前，犯罪分子采取强抢、诱骗等方式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数量明显下降。可是，有资料显示，一些被拐卖的儿童是被亲生父母遗弃或出卖，然后被“人贩子”贩卖的。因此，相关部门指出，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的打击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社会舆论也强烈谴责遗弃、出卖子女的行为。

59岁的淮安市淮阴区居民周翠兰平时以走街串户卖豆饼为生，每斤豆饼也就能赚毛把钱。11月6日早晨，她在推自行车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在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周继伟后，让她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周继伟坚称丢的是8200元，所以坚决要求她返还另外的6500元。事发不久后，周翠兰与一位目击者王长玉一起收到法院传票。原来，周继伟将他俩一起告上了法庭。手拿传票，一字不识的周翠兰除感到冤屈外，心里也直犯嘀咕：我捡钱归还了，怎么还被人家告上法庭？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2015年六一儿童节到了，有一群这样的家长，竟然参团或自驾车带着孩子去参观一套卖400多万元的豪华高档度假别墅，以此来激发孩子的成功欲望，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就是要其努力学习，从小要有奋斗理念与财富意识，长大后才能成功，才有能力购买豪华别墅与名车。成功的含义有很多，并非只有住别墅、开名车、赚大钱。引导孩子成长的方式也很多，不一定非得靠感官刺激和欲望诱惑。此种教育方式很容易跑偏，影响到孩子正常“三观”的养成，甚至可能会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成功就是赚钱”“有钱就有一切”的错误理念。

在市场无形的“第三只手”和非法贸易面前，各种保护措施显得苍白无力。在东北，一张黄鼠狼皮20世纪70年代初仅能卖1.75元，如今高达60多元，暴利让偷猎者铤而走险。境外某些国家一直开展藏羚羊绒、藏羚羊皮加工和贸易，1公斤生绒价格2000美元，一条300至400克藏羚羊绒织成的围巾价格高达3万美元，超过毒品的巨额利润，这怎能不让犯罪分子疯狂！那些嗜好畜养珍稀鸟类者，将之视如掌上明珠。岂不知，网扑、贩运、买卖的整个环节中，鸟类的存活率为1：20，这就意味着武汉鸟市每年出售的上万只野鸟的代价是几万只鸟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