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传奇名字，2004、2005、2008年3次问鼎胡润“中国大陆富豪榜”榜首，身家达到430亿。他17岁随兄弟至京，白手起家，贷款3万元进行家用电器经销，经过十几年的浴血打拼，—手打造出中国目前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位居全球商业连锁22位。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国内88个城市以及香港地区拥有直营店近330家、员工40000多名的国美集团，成就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财富神话。然而，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黄光裕却因涉嫌经济犯罪于2008年11月23日被北京警方拘查。据报道，黄光裕名下秘密往来的可疑资金约有700亿元，涉嫌股价操纵、洗钱、行贿、空壳上市、偷税、漏税等7起犯罪行为。

59岁的淮安市淮阴区居民周翠兰平时以走街串户卖豆饼为生，每斤豆饼也就能赚毛把钱。11月6日早晨，她在推自行车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在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周继伟后，让她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周继伟坚称丢的是8200元，所以坚决要求她返还另外的6500元。事发不久后，周翠兰与一位目击者王长玉一起收到法院传票。原来，周继伟将他俩一起告上了法庭。手拿传票，一字不识的周翠兰除感到冤屈外，心里也直犯嘀咕：我捡钱归还了，怎么还被人家告上法庭？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2010年9月12日，北京一家体育彩票专卖店的业主为某彩民垫资购买了一张1024元的复式足球彩票，第二天他得知这张彩票中了533万元大奖，便在第一时间给购买者打了电话，并把中奖彩票交给买主。他成为又一位彩票销售“最诚信的业主”。有人因此在互联网上设计了一项调查：“假如你垫资代买的中了500万元大奖的彩票在你手里，你怎么做？”调查引来16万人次的点击，结果显示：有29.9%的人选择“通过协商协议两家对半分”，有28.1%的人选择“把500万元留给自己”，有22.1%的人选择“把500万元给对方”，还有19.9%的人没做选择。 千金难买诚信，但失去诚信，你就会失去千金。

2014年3月17日晚，歌手李代沫在北京家中因吸毒被捕。 2012年，李代沫在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凭借翻唱一首《我的歌声里》，走进大千观众的心。 不过，出道后，李代沫的舆论话题也一直不断。从翻唱版权到如今的吸毒事件，他曾经的光辉形象正在观众心中一点点黯淡。随着娱乐圈各类丑闻不时地曝出，人们对丑闻的心理底线正步步后退。李代沫被曝吸毒后，一项即时发起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网友对此“并不吃惊”。还有人笑言，按照以往那些犯事儿明星的“操作流程”，李代沫出来之后道个歉在台上哭一哭，人气也就回来了。社会舆论对丑闻明星的这种接纳，与其说是事不关己的漠然，不如说是“见怪不怪”的麻木。在一桩桩的“复出”背后，是道德评判的消解和规则底线的失守。 “李代沫们”的恶性示范效应是最大的毒素，它不仅是娱乐圈的负能量，更是影响无数青少年成长的隐患。他们是青少年争相效仿的偶像，在青少年价值观逐渐发展、成型的特殊阶段，明星偶像言行举止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