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谢绝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千方百计想冲破钱钟书的防线，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对全国观众宣告：钱钟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特邀钱钟书去讲学，每周只需钱钟书讲40分钟课，一共只讲12次，酬金16万美元，食宿全包，可带夫人同往。待遇如此丰厚，可是钱钟书却拒绝了。1991年11月钱钟书80华诞的前夕，家中电话不断，亲朋好友、学者名人、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他开祝寿会、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一概坚辞。

香港的很多马路很窄，比如旺角，两车道、三车道而己，但是公共汽车开得非常快，呼啸生风！而北京的很多路，多达七八条车道，车仍然开不快。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香港开车，一直沿一条道走会比较快。而在北京，马路很宽，左边不行就右边，右边不行再左边，有很多车在不停地并线，这让整条很宽阔的马路的运营效益大大下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合成谬误”。就是说每一个局部看上去都是理性、正确、有效率的，加起来却是一个谬误。萨缪尔森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让我们想象一个非常简陋的露天剧场，大家可以坐在地上看，但是只有坐在后面的人觉得看得不够清楚，为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一些，他们就会站起来。他们一站起来，后面的人也会站起来，结果大家就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还是看不清楚，成本增加了，福利却没有增加。聪明人又会想出一些办法来，站着不行就踮起脚看，结果全场的人都会踮起脚看，整体的福利又下降了。如此循环往复，整体福利一直在下降，个人成本不断在上升，这就是“合成谬误”。当第一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就应该能想到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踮着脚站在高凳上看。“合成谬误”只是萨缪尔森的一个概念，他真正要提出的理论叫“公共改进”，就是要终止一个恶性循环的游戏。剧场内的阶梯形设计，就是一种“公共改进”。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设施，实际上它是一种制度设计，使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大家不至于陷入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中，不至于陷入一种集体的谬误当中。

司马光要卖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顺，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马光对管家说：“这匹马夏季有肺病，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管家笑了笑说：“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对他说：“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对人不讲真话，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损失将更大。”管家听后惭愧极了。

古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强调了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影响。事实上，近朱者未必赤，例如三国时代，管宁与华歆为友，管宁洁身自好，华歆则贪权好利，后来甘当曹操的鹰犬，丝毫没有受管宁的熏陶；近墨者也未必黑，屈原事楚平王，身边多有奸侯小人，而屈原忠心为国，沉江而死。宋代周敦颐《爱莲说》中有“出淤泥而不染”之句，赞扬的正是这类人物。

鸸鹋又名澳洲鸵鸟，是澳大利亚的国鸟，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鸟种之一。鸸鹋形似蛇鸟而体形较小，高约1.5米，嘴短而扁，羽毛灰色或褐色，有翅膀，但不能飞翔，足三趾，腿长善走，产于澳洲森林中，是仅次于鸵乌的大鸟，栖息于开阔森林与平原。许多和鸸鹋一样的古老物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气候的变迁，早已改头换面，或者已经绝迹。而鸸鹋却是它们中的另类，鸸鹋的特别之处在于，经过数十万年的地质和气候变迁，仍无法改变它们最初形成的原始形态。这种神奇的适应能力，在自然界的进化史中极为罕见。因此，在澳大利亚，鸸鹋被喻为立场和意志最坚定的鸟。美国一家电视台的自然节目，在经过长期跟踪后，终于拍摄到了关于鸸鹋的许多珍贵镜头：鸸鹋从不轻易改变自己，不管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都能始终坚持自己最初的形态。在食物丰盈的日子，鸸鹋不贪婪，不多占；而在食物缺乏的季节，鸸鹋也不紧张，不逃避。从不挑食的鸸鹋，总是以“粗茶淡饭”来喂饱自己。肥美的水草当前，它能嚼草根；食物缺乏的时候，它也能吃树皮。这就是鸸鹋万年不变的秘密。

春秋时期，齐王准备发兵征楚。为削弱楚国实力，管仲想了一个办法 楚国盛产鹿，他派商人到楚国去大肆购鹿，鹿价飞涨，每头从3枚铜币涨到了40枚铜币。高昂的利润使楚国上下疯狂起来，农民不再种田，士兵不再练兵，都上山猎鹿了。 一年后，楚国国内铜币堆积如山，田地荒芜，粮源断绝。管仲又下令禁止与楚国交易。这下，楚国人拿着大把铜币却买不到粮食，全国饥荒，军队完全丧失作战能力。此时，齐军大兵压境，楚王内外交困，急忙割地求和，保证听从齐国号令。 管仲不动一刀一枪就收拾了原本强大的楚国，这就是著名的“买鹿之谋”。 一个出色的领导人，既要见微知著、因势利导、未雨绸缪，引导事物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又要防微杜渐、防患未然，以免不利因素发生连锁反应。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年来首次有歼击机女飞行员受阅。练习中，所有人都在猜测“备飞”的终极人选，但出乎意料的竟然是张晓佳，因为她的综合素质最好，反而成了最合适的“替补”。当时在她旁边的队友，只能默默地安慰独自流泪的张晓佳，她的难过可想而知。就像2009年春晚小品《我心翱翔》中的台词一样，“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我多想飞啊。可我知道，假如我飞了，就意味着她们当中有人飞不过去，我不想那样。”张晓佳还是默默地准备，辛苦地奉献。终于，她和所在的这支团队，出色地完成了国庆阅兵任务。 这种不计功劳、不为金钱的精神，正是一个民族真正强大的动力所在。

“非典”期间，板蓝根一下子成了抢手药，供不应求。不少小企业从眼前利益出发，不顾大义，大肆涨价赚钱。石家庄神威药业却毫不犹豫地选择降价，并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平稳市场上的药价。他们固然是商业企业，重视利益，但从长远看，放弃眼前的小利选择大义，却能赢得长久的信誉。

在这样的风气下，一个做了八九年宰相，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人物，却终生只有一个妻子而且绝不纳妾，甚至别人给他纳好了妾，根本不会有任何麻烦，他也坚决不接受，这就更难能可贵了，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荆国公王安石。王安石是位冰清玉洁的伟大人物，他不贪官位。进士及第后，其他人都汲汲奔走要谋求一个馆阁之职或京官留在汴梁，这样提升的机会多。而王安石主动请求到偏远地方任职，来到鄞县(今宁波市)出任县令，其后几次辞京官。在事业最兴隆之时，坚决辞去相位，回家隐居。他不贪钱财，辞相搬出相府时，所有的官府之物寸草不带。吴夫人特别喜欢那里的一张床，想按照价格付钱买下来，王安石也没有同意，因为他认为，这样将来会说不清楚。王安石不爱女色，终生一妻，更无任何桃色事件，绝无绯闻。不爱官、不爱财、不爱色，王安石是个地地道道的“三不爱官员”。仅此三项，便可令王安石永享盛名，留名青史。

春秋时期，晋国旁边有个国家叫仇繇（在今山西孟县）。晋国执政大夫智伯瑶想攻打它，然而道路险阻，战车无法通行，他便铸造了一口钟送给仇繇国君主。这口钟非常大，要用两辆车并在一起才装得下。仇繇国必须削平高地、填平深沟，修筑一条道路，大钟方可抵达。一个名叫赤章曼枝的大臣劝国君不要接受这件礼物，道：“只有遵循常理才能安定国家。我们凭什么能够从晋国获得这么贵重的东西？智伯瑶为人贪婪而不讲信誉，一定是他想吞并我们，但碍于山川险阻无法进军，所以铸造了大钟送给您，使您不得不修桥铺路来迎接大钟，这样他的大军就可以尾随而至。”国君不听。过了一会儿，赤章曼枝再次提醒他。国君烦了，说：“大国主动跟你交好，而你却拒绝人家，这太不吉祥了，你不要再说了。”赤章曼枝认为自己已经尽职，可以走了，便逃往卫国。没多久，仇繇国就被智伯瑶灭了。见得思义就是把利益放进道义这个价值向度中检视，看自己是否有理由得到，并由此做出选择，合理的利益就是好利益，是正价值，应该获取；反之就是坏利益，是负价值，必须离弃。利益对于人的意义，要由道义来判明。

清代李渔在家乡修建亭子，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助。当地财主李富贵因赞助最多而给亭子取名——富贵亭。李渔阻拦说：“且停停。”财主说：“我给亭子取名，你不同意，那你说该叫什么？你不是也没取出更好的名字来吗？”李渔笑着说：“我已说出亭子的名字了——且停亭。”后来，李渔还为这个亭子拟了一副对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净且停停。

谈起自己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余华毫不回避当初的选择有一定的功利性。“毕业以后我干牙医，一干就是5年，一点不夸张地说，这5年我拔了至少有1万颗牙，每天7点就上班，干8个小时，感觉自己就像笼子里的鸟。有时我站在窗户前，发现隔壁文化馆里的人成天在街上闲逛，我就问他们不用上班吗？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工作，我当时就想：‘这工作好’。后来我问文化馆里的一个朋友：‘怎么样才能进文化馆工作？’他告诉我写小说吧，我想我认的汉字也有五千多个了，做音乐、画画不行，写小说大概行，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了。”开始写小说的余华在文学道路上有些幸运，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相中，请他到北京进行修改，这在余华当时所在的海盐县是件大事，用余华的话说：“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是我们县第一个上北京改稿子的人。回来后县委宣传部的人说我是个人才，不能让我再干牙医了，干什么呢？进文化馆吧，这一下满足了我的愿望。”没有冠冕堂皇，却是那么的真实，这就是余华。余华说他到文化馆第一天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到单位一看自己竟然还是第一个上班的，于是他心里第一个念头是：这个单位我来对了。此后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后来成了每个月只有领工资的时候才去单位，最后干脆辞职，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大概文人都有自嘲的特点，有时候还愿意拉上一些同行，余华在说完自己从事写作的原因后又补充了一段：“后来我发现我们这批人里面和我一样的有不少，有一次我和莫言、王朔几个人去意大利，主办方让我们写一篇‘我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的文章，我才知道莫言是为挣钱买一双皮鞋，王朔则是为了换个工作，和我一样，谁也不比谁好多少。”不过自嘲归自嘲，但和每一个成功的作家一样，余华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严肃的，“现在我写作已经完全是因为热爱，没有一点功利性。其实作家在从事写作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功利的一面在内，但当他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功利性就会慢慢消失了。”

快下班时，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卡尔·威勒欧普接到市长邀请他参加晚宴的电话，他毫不犹豫地谢绝道：“很抱歉，我已经说好今天晚上陪女儿过生日。我不想做一个失约的父亲。”走出办公大楼，卡尔给女儿买了生日礼物，驱车直奔市中心新开业的游乐园，去那里与妻子一道为女儿过生日。为避免打扰，卡尔和妻子都关闭了手机，他们全身心地陪伴着女儿，开心地享受着这个愉快的节日。卡尔正兴致勃勃地看着女儿吹灭红红的蜡烛并开始切分蛋糕，他的助理急匆匆地赶来了。他把卡尔叫到旁边，小声汇报——有一个本公司非常重要的客户，很想在这个晚上与他见一面。“可是，我已答应了女儿，今天整个晚上都陪在她身边。”卡尔面露难色。“客户此前确实没有约定，他只在此地做短暂的停留，是临时决定要拜见总裁的……”助理委婉地建议道。怎么办？一边是已经陪了两个小时、正玩得开心的女儿，而另一边是等待约见的公司重要的客户。卡尔没有犹豫，他转身告诉助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留下来陪女儿，你去接待一下客户，并替我转达真诚的歉意，跟他约好时间，届时我会亲自登门拜访。”“卡尔先生，您是不是先去……”助理提醒总裁这个客户实在太重要了，丝毫不能得罪的。要不然就不会匆匆地找来了。“爸爸，您先去忙工作吧，妈妈陪我一样很快乐。”得知内情的女儿十分理解父亲，催促父亲去见客户。“不，我已说过，我不想做一个失约的父亲。今天晚上，市长的宴请和客户的约见，确实都很重要，但我一个月前向女儿许下的承诺更重要，谁都不能改变我作出的承诺。”卡尔一脸的坚定，让助理打消了继续劝说的念头。第二天，卡尔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向那位客户道歉，客户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由衷地赞叹道：“卡尔先生，其实我要感谢您啊，是您用行动让我真切地记住了什么叫做一诺千金，我明白百事可乐公司兴旺发达的真正原因了。”此后，卡尔和这位客户竟成了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甚至在公司经营遭遇最大困难的时候，也不曾动摇彼此的信任。

当年苹果公司邀请当时还在百事可乐工作的约翰·史考利加入苹果，史考利在去留之间反复徘徊，这时乔布斯用一句著名的话打动了他：“毫无疑问，如果你继续留在百事可乐，当然可以卖更多的汽水给青少年喝；但是，如果你加入苹果电脑，却能够改变世界。你要把你的余生花在卖糖水上还是花在改变世界上？”

拉尔夫是一位国际著名的登山家，他曾经在没有携带氧气设备的情况下，成功地征服了多座高峰，这其中还包括了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其实，许多登山高手都以不带氧气，而能登上乔戈里峰为第一目标。但是，几乎所有的登山好手来到海拔6500米处，就无法继续前进了，因为这里的空气变得非常稀薄，几乎令人感到窒息。因此，对登山者来说，想靠自己的体力和意志，独立征服8611米的乔戈里峰，确实是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然而，拉尔夫却突破障碍做到了，他在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这一段历险的过程。拉尔夫说，在突破海拔6500米的登山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心里各种翻腾的欲念。在攀爬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小小的杂念，都会让人松懈意念，转而渴望呼吸氧气，慢慢地让人失去冲劲与动力，而“缺氧”的念头也会开始产生，最终让人放弃征服的意志，不得不接受失败。拉尔夫说：“想要登上峰顶，首先，你必须学会清除杂念，脑子里杂念愈少，你需要的氧气就愈少。你的欲念愈多，你对氧气的需求便会愈多。所以，在空气极度稀薄的情况下，想要登上顶，你就必须排除一切欲望和杂念！”排除一切欲望和杂念，保持身心安定、清净、祥和。身心清净，没有欲望和杂念的干扰，能量的消耗就会降到最低限度。

这一年的圣诞节充满着狂欢的气息。伦敦的大街小巷，火树银花不夜天。圣诞节过后不久，一家时报登出法拉第的相片，标题用的是醒目的黑体字：名师高足，后来居上——迈克尔·法拉第教授即将被授予爵士称号。文章还对“未来的贵族法拉第爵士”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写，说他喜欢喝香槟，爱唱乡村俚曲，绘画天才超过他的物理才能云云。法拉第看到报纸，只一笑了之。朋友们却坐不住了，有的跑来打听消息是否确实，还有的捧着香槟前来祝贺。法拉第仍然报以淡淡一笑。“没有的事！”他说，“再说，我为什么要当爵士呢？”传闻很快得到证实。从内阁传出消息，皇室的确考虑要封法拉第为爵士。按照英国皇室的传统，授予杰出人物以贵族称号。远自牛顿，近至戴维都曾获此荣耀。凭法拉第的贡献和声望，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当内阁几次派人来说明此意时，法拉第都谢绝了。他答复说：“我以生为平民为荣，并不想变成贵族。”这是法拉第与其恩师戴维很大的不同。戴维以受封爵士为荣，并且喜欢到处用爵士衔签名。法拉第却拒绝了贵族称号，他永远是一个来自人民又造福人民的平民科学家。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不仅学问深厚，而且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他在96岁高龄请求辞去“三条”桂冠，体现了一代大师对待荣誉的淡泊形象。这三条“桂冠”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在季羡林看来，自己的学问有限，与其他学者相比，还有差距，不足以担当这样的称誉。他还这样调侃：“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国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诙谐的话语，体现出的正是季羡林对待荣誉的平淡心理。也正是这种视名誉如枷锁的态度，让季羡林成了超越很多人的学者。季羡林有自己的追求，他默默无闻，从来不在乎是否会成为聚光灯的焦点，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坚持，正如摘下“三条”桂冠后他表示的一样：“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的话语朴实，体现出的正是他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和高尚的人生境界。

战国时代，孟子名气很大，府上每日宾客盈门，其中有很多是慕名前来求学问道的人。有一天，孟子家接连来了两位神秘人物，一位是齐国的使者，一位是薛国的使者。对这种人物，孟子自然不敢怠慢，小心周到地接待他们。齐国的使者给孟子带来黄金100两，说是齐王所赠的一点小意思。孟子见其没有下文，所以坚决拒绝齐王的馈赠。几番推脱下，使者无奈只有带着钱灰溜溜地走了。隔了一会儿，薛国的使者也来求见。孟子依然客气的接待他，薛国给孟子带来50两金子，说是薛王的一点心意，感谢孟先生在薛国发生兵难的时候帮了大忙。孟子听完后点点头，吩咐手下人把金子收下。这个时候左右的人都觉得十分奇怪，不知孟子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但也没人敢问。陈臻听到这件事后大惑不解，于是他在与孟子谈论学问的过程中趁机问他：“齐王送你那么多的金子，你不肯收；而薛国才送了齐国的一半，你却接受了。这是为何？如果你刚才不接受是对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错了；如果你刚才不接受是错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对了。对于两个不同国家的礼物，你按道理应该是要么一起接受，要么哪一边都不接受才对。”孟子笑着回答说：“都对。在薛国的时候，我帮了他们的忙，为他们出谋设防，平息了一场战争，我也算个有功之人，为什么不应该受到物质奖励呢？而对于齐国，我什么忙也没帮，但他们却平白无故给我那么多金子，这是有心收买我，君子是不可以用金钱收买的，我怎么能收他们的贿赂呢？”陈漆听后豁然开朗，更加佩服孟子的为人。

尽管调整了产品结构，但小店的辣椒酱产量依旧供不应求。龙洞堡街道办事处和贵阳南明区工商局的干部开始游说陶华碧，放弃餐馆经营，办厂专门生产辣椒酱，但被陶华碧干脆地拒绝了。陶华碧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小店关了，那这些穷学生到哪里去吃饭”。“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她都是这样说，让人根本接不下去话，而且每次都哭得一塌糊涂”，时任龙洞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廖正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让陶华碧办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于受其照顾的学生都参与到游说“干妈”的行动中，1996年8月，陶华碧借用南明区云关村村委会的两间房子，办起了辣椒酱加工厂，牌子就叫“老干妈”。

钱钟书曾拒绝媒体采访，拒绝法国政府授其勋章，拒绝美国多所大学的盛情邀请，拒绝祝寿，拒绝出席国宴，拒绝一切浪费生命的应酬。他有一句名言：“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好吃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样子？”又说：“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