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世界上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然而，瑞典人却十分反对舌尖上的浪费，在瑞典的大酒小宴，尤其是公务接待宴上，基本都会吃得一干二净。那么瑞典是如何做到杜绝公款浪费和个人浪费的呢？前些日子去瑞典学习参观，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瑞典没有“剩宴”。首先，瑞典人崇尚节俭，并将这种理念灌输到孩子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会不厌其烦地给孩子讲解食物是怎么来的，应该如何爱惜粮食，减少浪费。学生在食堂打饭时，常常被要求吃多少打多少，不够再添，绝不允许浪费。其次，食品管理宣传有方。他们会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向市民推荐节约粮食的好方法。比如，提醒市民不要大批量地采购食物，尽量确保在几天内吃完等。再次，政府接待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公务接待有专人专管，请客之前必须先填一张申报单，需注明请客原因，有多少人参加，在哪家酒店等，同时还必须做好各个环节的预算。瑞典的法律规定公宴的最高标准不得超过60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帀580元）每人，如果超出领导将会被问责或免职。市民只要发送邮件或是上专门的网站点击，就能轻松地查到各个部门的接待费用，极为公开透明。最后，瑞典人重视实际，不搞铺张浪费。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选择菜品，不会盲目地追求档次和价格，点菜时还会根据个人食量的大小，选择不同的分量。所以在瑞典，无论公宴还是私宴，都很少出现“剩宴”的现象。

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还流传着四菜一汤的歌谣：“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小葱豆腐，意义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朱元璋给皇后过生日时，只用红萝卜、韭菜，青菜两碗，小葱豆腐汤，宴请众官员。而且约法三章：今后不论谁摆宴席，只许四菜一汤，谁若违反，严惩不贷。

拿破仑征伐叙利亚之后，鼠疫流行。为了减少传染，拿破仑下令：全军加紧赶路，马和车全部运载伤病员，除严重鼠疫患者，其余伤病员一律带走。命令下达后，随从问拿破仑骑哪匹马，拿破仑勃然大怒，打了随从一个耳光后说：“全体步行，我第一个走。难道你不知道命令？”在拿破仑的带领下，部队很快摆脱了鼠疫，顺利地撤到埃及。

一位记者到墨尔本的朋友家，看到冰箱上贴着个蓝白色卡片。一看，是“限水令”。上面的内容很具体，比如给园子浇水，如果用手动花洒，时间是上午6至8点，晚上8至至10点；如果是自动喷淋，只准在午夜到凌晨4点进行；给容量1万升以上的游泳池充水必须先获得许可，等等。“大家都会照这个做吗？”记者问朋友。“政府的法规没人敢不执行。再说一旦违反，处罚很厉害。”当然，澳洲政府做的不仅仅是发个指令，它还得通过服务缓解市民因为限水而带来用水困难。朋友的家里，有政府专门给安装的大蓄水罐，通过屋面的雨水收集系统将雨水汇集到罐里，用于浇花，冲厕，洗衣等。政府机构还派人来改装家庭的抽水马桶双水量设置，让大小便后的冲洗使用不同水量，以管住冲厕这个第二大用水流向。这些上门到户的服务措施，是对“限水令”的有机补充，既要你节流，也帮你开源。

季老这种品质的养成，也得益于他的老师陈寅恪。自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季羡林便结识了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印象中，“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掖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玻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季老说，寅恪先生曾经到欧美日等地留过学，因此可知其家境还是比较富裕的，但是他同当时清华大学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光可鉴人的教授截然不同，而这也给季老“流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他受益无穷”。在季老撰写的《寅恪先生二三事》中，他提到了关于恩师的这样几件事：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陈先生在清华教书，工资优厚，那一段时光大概是他一生中经济情况最辉煌的时期。然而，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南侵，寅恪先生拖家带口，举家南迁，这一段时间全家人颠沛流离，不仅居无定所，甚至食不果腹：由于眼疾，又因为在越南丢失了两箱重要的书籍而过分劳神，陈先生的眼睛最终未能治愈而失明。这一段时期，可谓陈寅恪先生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然而在他写给傅斯年先生的多封信件中，那朴素与真实的表白令季老深为感动。其中一封写于1939年，陈先生远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借中英庚款会200英镑。他在信中写道：“如入境许可证寄来，而路仍可通及能上岸，则自必须去，否则即将此借款不用，依旧奉还。”另一封写于1945年，他婉言谢绝了其他好友的赠款，“兄及第一组诸位先生欲赠款，极感，但弟不敢收，必退回，故请不必寄出”。这段时间，正是陈寅恪先生极为贫困的时候，但他仍然坚决不取不该得到的钱，其秉性的耿介可见一斑。季老评价说：“寅恪先生，一介书生，清廉自持，不该取之财，一文不取，他是我们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一面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