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8日，87岁高龄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健步走入重庆八中逸夫楼，与1000余名中学生见面，并作了精彩演讲。演讲结束后，杨振宁教授应邀为重庆八中题词，他一笔一画郑重地写下了“宁拙毋巧”四个字。这句话还有四个字，叫作“宁朴毋华”。他说：“我把这八个字送给你们，因为做学术不能取巧，希望大家能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就来。”

“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亨利·福特的工资观念体现了“开明的利己思想”：工人得到每天6美元的最低工资；工作时间率先由9小时缩短为8小时。他不主张雇佣“双职工”，因为母亲出去工作是“对小孩作孽。”“高工资”还有一个含义。经过分析，7882项工作中有4034项并不需要完全的身体能力。这成了福特工厂雇佣残疾人士的理论基础。上万名残疾人士平等地获取正常工资。除了工资，还有福利。享有福利的条件是：负担家庭生活的已婚男人，以及“生活节俭”的单身男人和抚养亲戚的妇女。高工资结合福利有助于实现低成本。工人对工厂有深厚的感情，提高效率、增产节约的创造性办法层出不穷。好的建议往往来自于认真工作的工人们。用高架传送装置把铸铁从铸造厂运送到机器车间，这为运输部节省了70个人。据估计，福特公司在节约上得到的收益超过四千万美元：如果每个零件都节省一分钱，一年的总数可达上百万美元。从清扫的垃圾中一年可以获取60万美元；采用一种特殊螺丝一年可节省50万美元……“工资解决了十分之九的精神问题。”亨利·福特总结道。“就像我们并不知道工资要高到什么程度一样，价格要低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悉尼歌剧院以其独特造型享誉世界，然而它的内部却让人大跌眼镜。无论是大厅、售票处、小卖部还是厕所，装修都极其简陋。很多地方的顶部、墙面、地面，甚至就是灰色的原始水泥面。 但进入剧场，则又是一番天地。内部陈设新颖、华丽、考究，对保证收听、收视效果的设施，一丝不苟，毫不吝啬。为避免在演出时反光和保证演出时有圆润的音响效果，墙壁一律用暗光的夹板镶成，地板和天花板用本地出产的黄杨木和桦木制成，弹簧椅蒙上光滑的红色皮套。舞台灯光有200回路，由计算机统一控制，还装有闭路电视，使舞台监督对台上台下情况一目了然。此等装饰和设施，在40年前尤为难能可贵。当地的有关专家说，悉尼歌剧院的设计和建造者，不但有超前的眼光和意识，着力把它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剧院，而且注重投资的实效。该花的钱、该在设计和建造时花费的气力，一点都不含糊。而其他地方则以满足基本使用为原则，能俭省就最大限度地俭省。大厅、售票处、小卖部、厕所等方面的“土气”，不仅没有给这座世界经典建筑减色，反而令其更具影响力和广泛的借鉴意义。

因为地理环境和人种的缘故，德国人大多天生高大魁伟，日耳曼男性一米八以上很常见，一些女性也很高挑，但是，德国人对空间的概念却十分节俭，有时候到了“小气”的程度。在德国最大的法兰克福机场，为了方便乘客，甚至跟火车站毗邻设计，方便德国全国甚至西欧乘客的往来。机场的办理口多达上千，但是，每一个办理口都很“迷你”。称重、传送带都按照统一标准设计，超大号的箱子只要侧身放置，基本都可以满足乘客托运的要求。无形中既节约了空间，又规范了登机程序，还对乘客的排队做出了限制——仅限一人依次办理。同时，登机口也比较袖珍，基本可以满足80%乘客的座位需求。不仅如此，德国的建筑特别是住宅的高度也没有想象中的高，一般在2.4至2.8米。问起来，才知道高空间虽然“敞亮”，但无形中浪费了很多资源。并且，德国冬天天气寒冷，稍微紧凑一些，也能使人感到温暖。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不仅学问深厚，而且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他在96岁高龄请求辞去“三条”桂冠，体现了一代大师对待荣誉的淡泊形象。这三条“桂冠”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在季羡林看来，自己的学问有限，与其他学者相比，还有差距，不足以担当这样的称誉。他还这样调侃：“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国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诙谐的话语，体现出的正是季羡林对待荣誉的平淡心理。也正是这种视名誉如枷锁的态度，让季羡林成了超越很多人的学者。季羡林有自己的追求，他默默无闻，从来不在乎是否会成为聚光灯的焦点，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坚持，正如摘下“三条”桂冠后他表示的一样：“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的话语朴实，体现出的正是他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和高尚的人生境界。

他被称为“世界上最穷的总统”；他现年79岁，为人随和，拒绝打领带，将自己工资的九成用于社会项目，不住总统官邸，同妻子住在一座旧农场；他没有子女，他说他有个目标——在2014年总统任期结束后收养30名或40名贫困儿童和他共同生活。他就是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 根据公布的资料，穆希卡没有银行账户，也没有积蓄，没有债务。他的那辆“PP壳虫”汽车估价大约1900美元。对于自己被称为“全球最穷总统”，穆希卡回应：“我不穷。说我只有几样东西也没错，但俭朴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富足。” 最高权力者的清廉是整个国家的幸运、能摆脱物欲的羁绊，是心灵上的富足与充实。

高尔基曾说过，托尔斯泰哪怕多活一天也是这个世界的财富。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里，一直以燕麦粥、面包和菜羹为主食。而且，托尔斯泰不食用糖、茶和咖啡，甚至也放弃了牛奶、黄油和鸡蛋。他自己料理自己的全部生活，下地犁耕、做木工活、自己补鞋子，还给农民编写民间故事和识字课本。谁能想到，托尔斯泰属于俄罗斯的望族，世袭着伯爵名位，拥有大量土地。1895年，托尔斯泰67岁的时候，他立下遗嘱，把自己所有的土地交给农民。1910年，老人不能忍受自己的妻子儿女还保持着贵族的生活方式，毅然离家出走。这是一个伟大灵魂寻找精神家园的出走。

来自日本的“汉字词”。日本家政咨询师山下英子著有《断舍离》一书，倡导通过“做减法”，收拾好自己居住的房屋，让自己生活在宽敞、舒适、自由的空间，从而寻求压力的缓解和心灵的释放。随着图书的畅销，“断舍离”成为时尚新词，意思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弃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迷恋”。如今，“断舍离”已成为一种现代生活的理念，延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有医生说“治疗高血压要断舍离”；有教师说“好语文课也要断舍离”，等等。

“宗总不拘小节，也不怎么在意个人形象，有时候显得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娃哈哈的一名行政人员向记者爆料，一次，友人极力邀请宗庆后去参加一个时尚类活动，盛情难却，宗庆后只好前往。“全场的人都是西装革履，只有宗总穿着夹克衫，还是旧的，和当时的氛围极不协调，可他自己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和“首富”的头衔比起来，宗庆后的生活谈不上“品质”。平常，他总是穿一件普通的夹克衫，一双有点旧的布鞋，有些是最便宜的大路货，但他认为这很好，“几十元的衣服穿在身上，人家都会以为是几千元的，我干吗花那个钱？”宗庆后调侃道。穿衣服随便，吃饭也很简单，用宗庆后自己的话说，这辈子最爱咸菜腐乳，身体照样健健康康。如果不出差，宗庆后的一日三餐几乎都在公司食堂解决。

李嘉诚一次从家中出来，正当秘书为其开车门弯腰欲上车的刹那，不小心从上衣口袋掉出一个硬币，滚落到路边的井盖下面。于是李嘉诚先生让秘书通知专人前来揭开井盖，最终找到了硬币，于是李嘉诚先生“奖励”这位服务人员100元港币。有人不解，以为“落井”的这枚硬币有特殊身份，其实就是普通硬币。李嘉诚先生这样解析：一枚硬币也是财富，如果你忽视它，它“落井”了，你不去救它，那么慢慢地财神就会离你而去；钱可以使用出去，但不能浪费。100元港币则是李嘉诚先生对服务的满意、也是该得的报酬。

在反对物质拖累的斗争中，爱因斯坦对那些因携带过多的琐碎东西而使生活复杂化的人表示可怜。有一次，他提着妻子为他整理好的手提箱去伦敦，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提回来了，他说没有机会用。他穿鞋不穿袜子，为此，他曾扬扬得意地对别人说：“我发现不穿袜子能很方便地穿鞋，穿袜子容易破，为了减少我妻子洗、补袜子的麻烦，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穿袜子了。”他出门明知下雨也不带遮雨的东西，朋友要给他帽子，他笑着说：“干什么？正因为我知道要下雨，才没戴帽子，帽子还不如头发干得快。”

李四光，中国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在20年代，他首先发现了我国存在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提出了地质力学的构造理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是湖北黄冈人，原名李仲揆。14岁那年，因他学业优秀，被保送去日本学习。在填写出国护照时，他把年龄“十四”误填入姓名栏里。怎么办？李仲揆灵机一动，把“十”加几笔成了“李”字。一看，名叫“李四”，又太俗气了；又在后面加了一个“光”字。从此，他开始叫“李四光”。

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是美国19世纪的三大富翁之—。洛克菲勒享有98岁高寿，他一生至少赚进了十亿美元，捐出的就有七亿五千万。他平时花钱却十分节俭。有一次，他下班想搭公车回家，缺一毛零钱，就向他秘书借，并说：“你一定要提醒我还，免得我忘了。”秘书说：“请别介意，一毛钱算不了什么。”洛克菲勒听了说：“你怎能说算不了什么，把一块钱存在银行里，要整整两年才有一毛钱的利息啊！”

季文子出身于三世为相的家庭，是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著名的外交家，为官30多年。他一生俭朴，以节俭为立身的根本，并且要求家人也过俭朴的生活。他穿衣只求朴素整洁，除了朝服以外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每次外出，所乘坐的车马也极其简单。见他如此节俭，有个叫仲孙它的人就劝季文子说：“你身为上卿，德高望重，但听说你在家里不准妻妾穿丝绸衣服，也不用粮食喂马。你自己也不注重容貌服饰，这样不是显得太寒酸，让别国的人笑话您吗？这样做也有损于我们国家的体面，人家会说鲁国的上卿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啊。您为什么不改变一下这种生活方式呢？这于己于国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季文子听后淡然一笑，对那人严肃地说：“我也希望把家里布置得豪华典雅，但是看看我们国家的百姓，还有许多人吃着粗糙得难以下咽的食物，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还有人正在受冻挨饿；想到这些，我怎能忍心去为自己添置家产呢？如果平民百姓都粗茶敝衣，而我则妆扮妻妾，精养粮马，这哪里还有为官的良心！况且，我听说一个国家的国强与光荣，只能通过臣民的高洁品行表现出来，并不是以他们拥有美艳的妻妾和良骥骏马来评定的。既如此，我又怎能接受你的建议呢？”这一番话，说得仲孙它满脸羞愧之色，同时也使得他内心对季文子更加敬重。此后，他也效仿季文子，十分注重生活的简朴，妻妾只穿用普通布做成的衣服，家里的马匹也只是用谷糠、杂草来喂养。

瑞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瑞士人在花钱上却小气得很。瑞士有家公司举办了一次由全球十几个国家参加的高层学术会议。会议筹备阶段，他们处处精打细算，周详编制最节省的经费方案。在选择开会地点时，既考虑到会议厅租金的低廉、交通的方便，还要考虑是否代办午餐，以便节省伙食开支。开会3天，每天的一日三餐都是固定的，非常简便。另外，给与会者每人发一支铅笔、一个记事本，瑞士人这样的“小气”，各国人士却赞誉他们善于理财。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还流传着四菜一汤的歌谣：“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小葱豆腐，意义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朱元璋给皇后过生日时，只用红萝卜、韭菜，青菜两碗，小葱豆腐汤，宴请众官员。而且约法三章：今后不论谁摆宴席，只许四菜一汤，谁若违反，严惩不贷。

如果你是一个墨西哥人，就意味着每天都得给亿万富翁斯利姆“送钱”。斯利姆的庞大商业帝国涉及零售、电信、制造和建筑业等，牢牢地把持着墨西哥各行各业的市场。所以，当他2010年击败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全球首富时，人们似乎并不意外。这么一个天生的“赚钱机器”，他的生活是不是难以想象的奢华呢？如果来到斯利姆的住宅，你就会被惊呆。那是一座只有6个房间的老房子，是斯利姆的父母留下来的。这座房子无论装修还定家具，都已十分陈旧。斯利姆的几个孩子长大后，他也没有给他们买新房子，而是要求孩子和自己同住。虽然斯利姆的妻子和孩子们多次要求装修房屋、购买新家具，但他始终没有同意。一次，家中的马桶坏了，斯利姆的儿子买回了一个镀金马桶，但这遭到了父亲的斥责。斯利姆教训儿子，一个人越是追求安逸享乐就越难发家致富，并勒令儿子将金马桶退掉。从此之后，家里再也没人敢动换家具的念头了。斯利姆在这所房子里一住就是40年，1999年，麦子因肾病去世，这位在墨西哥经济界呼风唤雨的人物终于搬家了，却搬到一所更小更破的房子里。平时在生活中，斯利姆相当朴实而低调，毫无“富翁范儿”。他没有私人飞机，不爱奢侈品，很少用电脑，甚至佩戴着一块塑料手表。在斯利姆看来，—个人应该追求事业的成功，如果单纯追求物质享乐，就和动物没有两样。而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富人与穷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够区分消费和投资，并且能够捂紧消费的钱袋。”不过，有一件事情，斯利姆是舍得花钱的，那就是收集艺术品。他出资建造的、用已故妻子的名字命名的索玛娅博物馆，是拉美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在上个世纪，一位美国的旅行者去拜访著名的波兰籍经师赫菲茨。他惊讶地发现，经师住的只是一个放满了书的简单房间，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大师，你的家具在哪里？”旅行者问。“你的呢？”赫菲茨回问。“我的？我只是在这里做客，我只是路过呀！”旅行者说。“我也一样！”经师轻轻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