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这种品质的养成，也得益于他的老师陈寅恪。自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季羡林便结识了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印象中，“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掖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玻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季老说，寅恪先生曾经到欧美日等地留过学，因此可知其家境还是比较富裕的，但是他同当时清华大学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光可鉴人的教授截然不同，而这也给季老“流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他受益无穷”。在季老撰写的《寅恪先生二三事》中，他提到了关于恩师的这样几件事：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陈先生在清华教书，工资优厚，那一段时光大概是他一生中经济情况最辉煌的时期。然而，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南侵，寅恪先生拖家带口，举家南迁，这一段时间全家人颠沛流离，不仅居无定所，甚至食不果腹：由于眼疾，又因为在越南丢失了两箱重要的书籍而过分劳神，陈先生的眼睛最终未能治愈而失明。这一段时期，可谓陈寅恪先生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然而在他写给傅斯年先生的多封信件中，那朴素与真实的表白令季老深为感动。其中一封写于1939年，陈先生远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借中英庚款会200英镑。他在信中写道：“如入境许可证寄来，而路仍可通及能上岸，则自必须去，否则即将此借款不用，依旧奉还。”另一封写于1945年，他婉言谢绝了其他好友的赠款，“兄及第一组诸位先生欲赠款，极感，但弟不敢收，必退回，故请不必寄出”。这段时间，正是陈寅恪先生极为贫困的时候，但他仍然坚决不取不该得到的钱，其秉性的耿介可见一斑。季老评价说：“寅恪先生，一介书生，清廉自持，不该取之财，一文不取，他是我们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一面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