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在纽约市一个最贫困、最脏乱地区的法庭上，一名老妇人因偷窃面包正被审问。老妇人头发凌乱，手在微微发抖：“原谅我。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得直哭的孙儿，他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她抬手去抹眼角的泪水。法官依然冷若冰霜，当庭宣称：“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10天的拘役。”判决宣布后，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脱下帽子，放进5美元，然后向其他人说：“现在，请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罚款，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喂养孙儿的城市。”旁听席上的每个人闻之动容，认认真真地捐出了50美分。

约翰·亚当斯律师答应为英国士兵辩护，这着实令1770年的美国人大吃一惊，英国人的征税法已经让北美殖民地人民无法忍受，反英情绪激烈，这群英国士兵居然在街头公然开枪，杀死了五个平民。更何况，亚当斯原本还是以反对英国压迫而闻名的。但这一次，他却顶着激愤的群情，替一群英国国王派来的杀人犯打起官司来。 一份文件记录了这个口若悬河的律师的如下辩词：“法律一方面对被告的乞求与哀叫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对公众的叫嚷不理不睬。法律只维护善、惩罚恶，它不以人们的贵贱贫富为标准，法律不受情感左右，它永远是理智的。” 通过他的辩护，后人也得以了解这场屠杀的基本脉络：愤怒的人群叫嚷着“打死他们”，挑衅英国士兵，并且向他们扔去雪球、冰块和石头，后者于是开枪还击。据此，亚当斯在挤满了愤怒的旁听者的法庭里作出如下辩护：如果一名军人在执行职守时杀死一个对他进行侮辱的人，那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几乎大获全胜，包括上尉在内的六名英国士兵被无罪释放，两人被判处过失杀人。这个结局让大多数波士顿人感到失望，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名誉扫地，没有什么官司可打，许多人怀疑他变成了一个亲英派，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是被金钱诱惑——尽管根据记载，他为这个官司忙活了将近一年，却只获得了少得可怜的代理费。 在这个固执的人看来，他所服务的，并不是几个他所反对的政府的士兵，而是以上帝之名制定的法律，这个法律“假定每一个人都是无罪的，在法庭判决之前，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称为杀人犯”。 他曾带领国家摆脱与英国的战争，第一个将美国政府搬进了白宫，他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但在晚年回忆起来，他却觉得，只有1770年那场辩护，才是他一生中为美国所作的“最杰出、最明智、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了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客户的陈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辩护，因为您的行为是非正义的。”那个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爱因斯坦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希望人类得到永久的和平。他一生中发表了很多反对法西斯战争、声援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文章，包括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不仅对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他的反法西斯的优秀品格也一直为人传颂。在1932年11月，希特勒上台，德国政府命令正在国外讲学的爱因斯坦立即回国，爱因斯坦置之不理。德国政府竟悬赏两万马克捉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毅然辞去了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职务，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安顿下来，进行研究工作。他在那里度过了22个年头。在这期间，当他得知德国正在将核裂变用于军事的危险变为现实时，便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提出警告。在德国战败后，爱因斯坦又两次致函罗斯福，要求禁用原子武器。他晚年一直进行着反对发展核武器和争取人类和平事业的斗争。

2014年3月17日晚，歌手李代沫在北京家中因吸毒被捕。 2012年，李代沫在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凭借翻唱一首《我的歌声里》，走进大千观众的心。 不过，出道后，李代沫的舆论话题也一直不断。从翻唱版权到如今的吸毒事件，他曾经的光辉形象正在观众心中一点点黯淡。随着娱乐圈各类丑闻不时地曝出，人们对丑闻的心理底线正步步后退。李代沫被曝吸毒后，一项即时发起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网友对此“并不吃惊”。还有人笑言，按照以往那些犯事儿明星的“操作流程”，李代沫出来之后道个歉在台上哭一哭，人气也就回来了。社会舆论对丑闻明星的这种接纳，与其说是事不关己的漠然，不如说是“见怪不怪”的麻木。在一桩桩的“复出”背后，是道德评判的消解和规则底线的失守。 “李代沫们”的恶性示范效应是最大的毒素，它不仅是娱乐圈的负能量，更是影响无数青少年成长的隐患。他们是青少年争相效仿的偶像，在青少年价值观逐渐发展、成型的特殊阶段，明星偶像言行举止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