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看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班上的男生，斥止了他，并令他放学后到校长室里去。 一见面，陶行知却掏出一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 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果说：“当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 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果：“我问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说明你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王友流着眼泪说道：“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自己的同学。” 陶行知掏出第四块糖果递过去，说：“你正确地认识了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 有理由的表扬，比任何批评都更能让人认识到错误。

休斯敦火箭队的主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有一名主力球员在赛前规定的时间里却没有来，原因是塞车。当球员飞奔进训练场时，他已经迟到了30分钟。在美国人的眼里，这是极严重的一个过失。 火箭队的主教练范甘迪把球员叫到自己办公室，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迟到，但一切过去了，从现在开始，我要你百分百的去思考比赛，好吗？”紧接着在最后的赛前会议上，范甘迪面对本队球员说：“大家都知道，他今天迟到了，所以他欠大家一场很好的比赛。”然后他转向这位迟到的球员，说：“你明白吗？你要打出一场很好的比赛还给大家。”在队友的注视下，这位球员的心中此时只有一个信念：在赛场上拼吧！ 结局是这样的：这场比赛，这位迟到的球员共获得22分20个篮板，率领休斯敦火箭队主场86：80战胜了底特律活塞队。正如主教练希望的那样，他把一场精彩的球赛奉献给了所有的人，换来了队友们对他过失的谅解。这位球员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小巨人姚明。 我们对下一代的批评教育，往往事倍功半，现在想来，那是因为生活中并不缺乏姚明，而是缺乏范甘迪。

有一天，耶稣在殿里讲道，几个企图找把柄陷害他的人带来了一个女人，问他：“这个女人在行淫时被抓住。摩西法律规定，这样的女人应该用石头打死。你认为怎样？”耶稣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几个人不停地问，他便直起身来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错，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说完这话，他又弯下身在地上画字。所有的人都溜走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女人。这时候，耶稣站起来问她：“妇人，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留下来定你的罪吗？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别再犯罪。” 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不妨反思：我自己没有犯错吗？

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时，大批美国人到机场欢迎他。勃列日涅夫问美国总统：“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美国总统回答：“凡是来欢迎你的人，都能得到5美元的奖励。”后来美国总统到苏联访问时，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在从机场到莫斯科市的道路上夹道欢迎。美国总统问勃列日涅夫：“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勃列日涅夫回答：“凡是不来欢迎你的莫斯科人，每人罚款5卢布。”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曾经到当时已年逾古稀的戏剧大家曹禺先生家做客。午饭前的休息时分，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把它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朋友们听。这是一封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却相当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羞辱的味道。然而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仿佛这信是对他的褒奖和鼓励。当时，阿瑟·米勒对曹禺的行为感到茫然，其实这正是曹禺的清醒和真诚。尽管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戏剧大家，可他并没有像旁人一样过分爱惜自己的荣誉和名声。在这种“不可理喻”的举动中，透露出曹禺已经把这种羞辱演绎成了对艺术缺陷的真切悔悟，那些话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笔鞭策自己的珍贵馈赠，所以他要当众感谢这一次羞辱。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别人的意见，心胸狭隘的人可能会把它看成是包袱，而心胸宽广的人则把它看做是提高和充实自己的机会。对于批评，我们还应有一份冷静、一份坦然，不必因为其猛烈、苛刻而终日忧虑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