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曾经到当时已年逾古稀的戏剧大家曹禺先生家做客。午饭前的休息时分,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把它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朋友们听。这是一封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却相当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羞辱的味道。然而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仿佛这信是对他的褒奖和鼓励。当时,阿瑟·米勒对曹禺的行为感到茫然,其实这正是曹禺的清醒和真诚。尽管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戏剧大家,可他并没有像旁人一样过分爱惜自己的荣誉和名声。在这种“不可理喻”的举动中,透露出曹禺已经把这种羞辱演绎成了对艺术缺陷的真切悔悟,那些话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笔鞭策自己的珍贵馈赠,所以他要当众感谢这一次羞辱。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别人的意见,心胸狭隘的人可能会把它看成是包袱,而心胸宽广的人则把它看做是提高和充实自己的机会。对于批评,我们还应有一份冷静、一份坦然,不必因为其猛烈、苛刻而终日忧虑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