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耶鲁大学计划耗资6亿美元建立两所寄宿学院的消息刚一宣布，人们就不约而同地猜测，耶鲁肯定会采取学院筹款的通常惯例：1、物色一位亿万富翁校友。2、邀请他和校长共进晚餐。3、酒过三巡之后，“不经意地”提及慷慨大方令人尊重的大款校友只要花一笔3000万美元的“小小代价”，就可以建一幢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新大楼。 然而，据《耶鲁每日新闻》报道，耶鲁大学最高决策层已经表示，他们不会向任何健在的捐献者兜售新学院的冠名权，即使捐献人对项目全额资助，耶鲁大学也不会这么做。这篇文章认为，如果校方将学院冠名权给予捐资最高的“竞标人”，那么耶鲁大学的学生和校友就会感觉耶鲁大学实际上是在兜售“学院冠名权”。

由蒋昌建主持的科学类真人秀节目《最强大脑》自开播以来，一直牢牢占据夜晚10点档的全国收视排名首位。“智慧男神”“性感大叔”……在网上，粉丝们用各种流着口水的花痴名号称呼他们心中的偶像。一名女粉丝写道：“真正的男神就算头发斑白，双眼也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位曾经的最佳辩手，现在的复旦大学副教授，因为跨界当主持人，又重新走红了。晋升为“智慧男神”后，走在校园里，偶尔也会有学生跑过来“想和蒋老师合个影”。1993年，新加坡电视广播局联合中央电视台举办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在央视当年黄金时段播出的最后决赛，复旦大学队和台湾大学队以“人性本善”的议题对决。蒋昌建以“四辩”身份做总结陈词，以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收尾。最终，复旦队取得最后胜利，蒋昌建也成为“最佳辩手”。新加坡《联合早报》以“词锋锐利，反应敏捷”来评价他的表现。“当时是有很多选择，其中一些超出自己的预期。”但是，他还是很坚定地按既定道路走——继续读博，留美做博士后，回国留校任教。在校园里，蒋昌建觉得很踏实。已近知天命的年纪，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做让自己比较舒心的事情”。“我只是偶然选择或者被选择到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去而已。有我和没有我，都不重要，我不会把它当作我的主业。”蒋昌建如是说。

返回地球后，随之而来的是种种摆脱不了的名誉和光环。可是，阿姆斯特朗对自己的成名并没有心理准备，认为成名是个负担，渐渐无法应付和承受。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对待他的方式与过去截然不同了。渐渐地，阿姆斯特朗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两岁的女儿死于脑瘤，最初似乎并未影响阿姆斯特朗太多，可渐渐地，后遗症显露出来，这位父亲会看着女儿过去的照片发呆。不久之后，阿姆斯特朗出任太空总署航空学协会副会长。接着，为了彻底从公众目光中隐退，阿姆斯特朗在1971年从美国宇航局退休，到辛辛那提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担任教授至1979年。阿姆斯特朗在后来甚至还在一个偏僻的乡下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农庄，开始了自己的半隐居生活。他感慨地说道：“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别人才不将我当作一名宇航员看待？”曾经有人建议阿姆斯特朗多出去走走，到各地散散心，可这个倔强的美国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我连月球都去过了，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吸引我呢？”由于工作需要，阿姆斯特朗很忙而且需要经常出差，为此根本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两个儿子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他很少参与。从月球返回之后，他的生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妻子珍妮特渐渐厌倦了这样的日子。1989年年底，珍妮特在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给他，提出离婚的要求。1994年，阿姆斯特朗与共同生活了38年的妻子珍妮特正式离婚。阿姆斯特朗回忆当时的场景，唏嘘不已：“我想挽留她，可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中，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婚姻，就像一次失败的飞行，无声地崩溃了……如果可能，我还要说，我爱妻子。我很抱歉，我们的婚姻，成为我成功的最大代价。”几年前，阿姆斯特朗再婚了。垂暮之年的他更愿意“生活在现在”，还经常驾驶滑翔机过把飞行瘾。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