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耶稣在殿里讲道，几个企图找把柄陷害他的人带来了一个女人，问他：“这个女人在行淫时被抓住。摩西法律规定，这样的女人应该用石头打死。你认为怎样？”耶稣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几个人不停地问，他便直起身来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错，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说完这话，他又弯下身在地上画字。所有的人都溜走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女人。这时候，耶稣站起来问她：“妇人，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留下来定你的罪吗？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别再犯罪。” 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不妨反思：我自己没有犯错吗？

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其实是他第一次釆用了“鲁迅”这个笔名。一次，鲁迅的好友许寿裳问鲁迅说：“你用‘鲁迅’这个名字，可有什么讲究？”鲁迅回答说，用这个名字的原因之一，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他说，自己比较笨拙，无论做学问或者干事情，效率比不上天分较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更加勤勉，才能在一定时间内，收到和别人一样的效果。

鲁迅有一天上学迟到了，十分难过，决意以后早上学。他在自己的桌子上面刻了个“早”字。这个“早”字刻得方方正正，每一笔都是刻得深深的。由于有了“警钟”，鲁迅以后一直没有迟到过。

尽管调整了产品结构，但小店的辣椒酱产量依旧供不应求。龙洞堡街道办事处和贵阳南明区工商局的干部开始游说陶华碧，放弃餐馆经营，办厂专门生产辣椒酱，但被陶华碧干脆地拒绝了。陶华碧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小店关了，那这些穷学生到哪里去吃饭”。“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她都是这样说，让人根本接不下去话，而且每次都哭得一塌糊涂”，时任龙洞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廖正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让陶华碧办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于受其照顾的学生都参与到游说“干妈”的行动中，1996年8月，陶华碧借用南明区云关村村委会的两间房子，办起了辣椒酱加工厂，牌子就叫“老干妈”。

马克·吐温有一次坐火车去首都一所大学讲课，他十分着急，而火车却开得很慢。这时来了一位查票员，问马克·吐温：“你有票吗？”马克·吐温递给他一张儿童票。查票员仔细地打量了他之后说：“真有意思，我看不出您还是一个孩子啊！”马克·吐温回答：“现在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但我买车票的时候还是孩子。您要知道，火车开得太慢了。”

齐景公田猎回来，晏婴在遄台陪侍，梁丘据处处想讨齐景公的喜欢，也急忙赶来陪同。齐景公高兴地说：“看来只有梁丘据与我相和啊！”晏婴说：“梁丘据与您只能说是同，怎么能说是和呢？”齐景公说：“和与同还不一样吗？”晏婴答道：“当然不一样了。和就像制好的肉羹，用醋酱盐梅烹调鱼肉，以薪火炖煮，厨师再加好各种调料，口味佳美，君子食之，平其心火，这才叫和。君臣的关系也是这样。君认为对但实际上不对的事情，臣就应该指出其不对；君认为不对但实际上对的，臣也应该坚持正确的方面。这样政治就会平稳而无偏差，人民也无争心。先王治民也用济五味，和五声之法，以平稳百姓之心，使政治成功。演奏音乐也像调味一样，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言、八风、九歌，这九者相和，然后才能成为一首优美的乐章。君子听了，可平其心，可和其德。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您只要一说行，他就说行；您要说不行，他就说不行。这就像做饭时水里再加上水，谁能吃呢？弹琴时只是一个声音，谁能听呢？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同，这样做行吗？”史载，梁丘据是齐景公时的一个佞臣，专会对君主阿谀奉迎，而齐景公对这样的人却很赏识，倍加宠爱，说只有他才与自己相和。晏婴的这段话专为此而发，他很深刻地辨析了“和”与“同”的差别，“同”就是不同人事的相同一致，而“和”则是不同人事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同”表面看起来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也就没有了矛盾没有了发展，其实也就没有了事物差别、个性的存在。而只有“和”才是事物健康发展的完美形式，不同的食物经过调和才能成为美味，不同的声调节奏经过调和才能成为一首完美的乐章。晏婴这样做的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进行一种抽象的名词分析，其实他是借此向齐景公讲述治国为政的道理，同时也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君子应该和而不同”，并巧妙而含蓄地批评了梁丘据的一味逢迎和齐景公的不辨忠奸，起到了劝谏齐景公远离佞人而亲近谏臣的目的，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先秦贵族“主文而谲谏”的君子风度。

辽国皇帝问箫韩家奴，你在外面，听到什么新闻没有？萧韩家奴说，我没听到什么新闻，但在老园子里买栗子，了解到了炒栗子的诀窍：“小者熟，则大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皇帝听了很高兴，忍不住笑起来。萧韩家奴是以炒栗子向皇帝讲治国的道理，执政者要公平、公正、公道，如只顾让大栗子熟透，则无数的小栗子都会被炒成焦炭。如只顾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那小老百姓们还有活路吗？后人称赞箫韩家奴的比喻绝妙，如同一篇“栗柬”。

古时候，有一户人家新盖的厨房，垒起了炉灶，正自心喜，一邻人说：“你家烟囱太直，喷火星，应拐一些弯，堆放的许多柴禾也应搬走，否则会失火的。”主人不以为然，且面露不悦之色，那邻人也就不再过问了。之后不久，新房果真失火，众邻居纷纷帮忙，才将火扑灭。事后，主人设宴感谢众邻居，唯独没请那位提建议者。有人问何故，主人说：“他若执着，何至如此。”这个不明事理的主人啊，活该家里着火！ 世上需要救火的英雄，更需要能发现忧患于毫末、有先见之明的人。世人千万不要对于警示之言置若罔闻啊！

齐景公酷爱打猎，非常喜欢喂养捉野兔的老鹰。有一次，景公出外打猎，叫大夫烛邹把鹰放出去抓猎物，结果烛邹不当心，逃走了一只老鹰，景公知道了大发雷霆，命令将烛邹推出去斩首。晏子走上堂，对景公说：“烛邹有三大罪状，哪能这么轻易就杀了？待我公布了他的罪状再处死吧！”景公点头同意了。晏子指着烛邰的鼻子，数说道：“烛郞，你为大王养鸟，却让鸟逃走，这是第一条罪状；你使得大王为了鸟的缘故而要杀人，这是第二条罪状；把你杀了，让天下诸侯都知道大王重鸟轻士，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然后晏子回头对景公说：“主公，臣已经将烛邹的三条罪过说完了，大王现在可以将他处死了！”景公脸红了半天，才说：“不用杀了，我听懂你的话了。”

齐景公的爱妾婴子死了，齐景公守丧，三天不吃饭，坐在那里不离开，左右群臣多次劝说，不听。晏婴进来说：“外面来了一个术士和一个医生都说：‘听说婴子病死了，他们愿来救人。’”齐景公听了大喜，马上就起来了，说：“她的病可以治好吗？”晏婴说：“这是客人说的，他一定是良医，请他试试吧。但是他们来救人时得请君离开这里，好好地去洗浴吃饭，他们还要在这里求鬼降神。”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就说：“好吧，我马上离开。”趁齐景公离开去沐浴吃饭之际，晏婴下令让棺人马上把死人入殓，入殓之后，他又对齐景公说：“医生治不了她的病，我们已经把她入殓，不敢不告诉您。”齐景公听了很不高兴，知道晏婴在这件事上骗了他，就说：“您以医生看病为由让我离开，然后把死人入殓又不告诉我。我这个当国君的，已经有名无实了。”晏婴说：“您难道不知道死人不能复生吗？我听说，君王臣从叫作顺，君僻臣从叫作逆。今日君不顺而行逆，对贤人礼遇很薄，对嬖妾却悲之甚哀。人死尸朽还想让她复生，哀伤害性，已经有失为君之道了。诸侯宾客听说您这样都不愿意出使我国，本朝大臣看到您这样也羞于当官。按照您的这种行为作事，不能引导好人民；顺从您的欲望，也不能保住国家。您这样是不对的。”齐景公说：“我不明白这些，请告诉我怎么做吧。”晏婴说：“国家的士大夫，诸侯四邻的宾客，都在外面等着见您，您要哭而节哀。”齐景公因为死了爱妾而悲伤过度，失去了应该把持的理智，在这种场合，用正常的办法来劝他显然不行，因此充满智慧的晏子又采用了另一种“骗”的方法，先谎说医生可以使死人复生，哄骗齐景公离开，把死人入殓，然后去劝说他。这种方式虽然不够“诚实”，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却不失为一个最佳的方法，从这件事中最能看出晏子随机应变的能力。

在“马歇尔计划”刚开始制订的时候，美国人基本上支持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促使欧洲复兴的计划。然而马歇尔本人却很担心，锱铢必较的国会是否会同意拿出那么多钱去支援欧洲。有一天，马歇尔接到通知，国会拨款委员会将举行听证会，研讨马歇尔的欧洲重建计划。为了使马歇尔计划能顺利被批准，国务院两位专家一起干了一个通宵又一个整天，起草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发言稿。他们搜集了全部事实，提出了一切必需的要求，并列举了令人信服的理由，配之以大量具有权威性的具体细节作为论据，说明这一计划可使欧洲免于浩劫，同时又对美国有利。然后他们兴冲冲地带着自己的苦干成果回到马歇尔处，把他们精心准备的发言稿交给了他。马歇尔看了一遍，半晌沉吟不语，最后他往椅背上一靠，说：“我不想用这个稿子发言。”助手们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的稿子不符合马歇尔的要求。马歇尔似乎看透了他们的心思，说：“别误会，我看讲稿写得很好。可是，你们想，听证会想要听的是什么？他们想听的是我马歇尔将军对这个计划的看法，而不是你们两位的看法。要是我去那里念这篇发言稿，他们会明白是你们写的？我看不带讲稿去更好些，大家以为我会先发表一篇声明，我就说，先生们，你们要我出席听证会，现在我准备回答你们的问题。于是他们就向我提问，不管到时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都要用心阅读这篇发言稿。这样才好用你们准备的各种理由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样才会使他们满意，因为委员会真正想知道的，是我本人是否了解这个计划。”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马歇尔的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计划最终获得拨款委员会的支持，从而也就有了“财神爷”的保证。我们与他人进行沟通，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还要考虑对方可能出现的心理变化，感受到他人的情绪，将沟通进行到底。这样，何愁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呢？基于对方需求的沟通，才是有效的沟通。

越人寇不韦为避兵灾逃至剡溪。困顿中，徘徊于天姥山下的他与妻子在一株极其繁茂的大树下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寇不韦举起斧头想砍下树枝当柴烧。妻子阻止他说：“我们能活下来，多亏了它。我们应该像敬仰自己的慈母一般感激它。” 感恩自然，是人类精神升华的标志，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保障。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史书上称他“才策谋略，世之奇士”，他少年的时候就有大志。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他隐居起来结交有识之士，不与俗世交往。当时袁绍的势力很强，郭嘉便去投奔了袁绍。袁绍虽然兵多势重，可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根本不懂得使用人才，军队的战斗力很弱。袁绍空有大的志向，想要效仿周公，礼贤下士，却不知道利用人才的方法，加之他一意孤行，不听从谋士的劝告，逞匹夫之勇，对郭嘉不予重用，在官渡之战前夕，拱手将郭嘉送给了曹操。这注定了袁绍官渡之战的失败。投奔曹操的郭嘉得到重用，他对曹操分析了袁绍战败的十条原因和曹操必胜的十条原因，协助曹操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后来为曹操征战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袁绍为自己不能慧眼识士，痛失郭嘉而懊恼。

孔子对子路说：“卫武公九十五岁时，下令全国说：‘从卿以下的各级官吏，只要是拿着国家的俸禄、正在官位上的，不要认为我昏席老朽就不管我了，一定要不断地训诫、开导我。我乘车时，护卫在旁边的警卫人员应规劝我；我在朝堂上时、应让我看前代的典章制度；我伏案工作时，应设立座右铭来提醒我；我在寝宫休息时，左右侍从人员应告诫我；我处理政务时，应有史官之类的人开导我；我闲居无事时，应让我听听百工的讽谏。’他时常用这些话来鞭策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不至于走极端。”

齐景公召来晏婴请教如何兴国安邦。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光复先君齐桓公的伟业，重振雄风。晏婴听后沉吟片刻，说道：“臣陪大王微服察访一下民情，回来后再议兴国大计，如何？”齐景公本来就轻国事而重享乐，见晏婴要陪自己微服私访觉得很新鲜，便同意了。君臣二人来到京都临淄的一个闹市，走近了一家鞋店。鞋店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鞋子，品种齐全，但是无人问津，生意清淡。齐景公有些不解，却见不少人都在买假脚。齐景公吃惊地问店主，店主神色凄然地说：“当今国君滥施酷刑，动辄对人以刖刑，很多人被砍去了脚，不买假脚如何生产和生活呢？”齐景公听罢内心很不是滋味。回宫的路上，晏婴见齐景公闷闷不乐，知道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对他刺激不小，于是说道：“先君桓公之所以建树了丰功伟业，是因为他爱恤百姓，廉洁奉公，不为满足欲望而多征赋税，不为修建宫室而乱役百姓；选贤任能，国风清正。君臣戮力同心，才取得了雄视天下的地位。如今大王亲小人，远贤良，百姓……”没等晏婴讲完，齐景公便打断了他的话：“相国不必说了，寡人已经明白了。寡人也要效法先君，光大宗祠社稷。”

很少有酩酊的人会承认他们醉了，也极少有精神病的患者认为自己疯了。尽管他们步履蹒跚，言行乖谬，但当你对他们说“你醉了”，“你疯了”的时候，他们都要矢口否认。这是因为他们已经醉了，已经疯了，醉得不觉自己的醉，疯得不知自己的疯。所以如果你要劝一个人不醉，防一个人发疯，就该在他清醒的时刻警告他、疏导他。等到他已经带有三分醉意，几分错乱，再图挽回，就难上加难了。

两天来，外滩事故的亲历者回忆起那场可怕的事故时，几乎都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声音：“后退！”“后退！”正是这个简单的词汇扭转局面，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事后，网友给这个群体取名为“后退哥”。多方信息显示，事发时现场齐声喊出“后退！”“后退！”喊出这个词汇的人大约有上百人。昨晚新京报记者辗转找到了“后退哥”中间的一人——吴登民，1981年出生，现为上海一旅游公司的主管。事发时，他处在现场最中心，就快要被人流压倒，于是大声向站在高处的年轻人喊：“快喊（后退）！”“快喊（后退）！”他不确定自己的声音是否被听到，但随后那个救命的“后退”声开始齐整，更多人一起大喊，惨剧终于至此止步。

乔认为，干推销这一行，需要别人的帮助。乔的很多生意都是由“猎犬”（那些会让别人到他那里买东西的顾客）帮助的结果。乔的一句名言就是“买过我汽车的顾客都会帮我推销”。在生意成交之后，乔总是把一叠名片和猎犬计划的说明书交给顾客。说明书告诉顾客，如果他介绍别人来买车，成交之后，每辆车他会得到25美元的酬劳。几天之后，乔会寄给顾客感谢卡和一叠名片，以后至少每年他会收到乔的一封附有猎犬计划的信件，提醒他乔的承诺仍然有效。如果乔发现顾客是一位领导人物，其他人会听他的话，那么，乔会更加努力促成交易并设法让其成为猎犬。实施猎犬计划的关键是守信用——一定要付给顾客25美元。乔的原则是：宁可错付50个人，也不要漏掉一个该付的人。猎犬计划使乔的收益很大。1976年，猎犬计划为乔带来了150笔生意，总交易额的三分之一。乔付出了3750美元的猎犬费用，收获了75000美元的佣金。

贞观13年，唐太宗渐渐露出了“颇好奢纵”的苗头。被他誉为“可以明得失”的一面镜子的魏征，专门上了一本《十渐不克终疏》奏疏，唐太宗“反复研导，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这一写有魏征奏疏全文的“戒奢屏”，唐太宗“朝夕瞻仰”，时刻提醒自己“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

一次，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百官多是趋炎附势之徒，纷纷说道：“大王是一代明君。”正当魏王飘飘然时，问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魏王如被泼了一盆冷水，问：“何以见得？”任座说：“大王取得了城池，没有按顺序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魏王恼羞成怒，命令手下把任座赶了出去，听候发落。接着问下一个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问：“何以见得？’这位大臣说：“臣曾听说明君手下多出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魏王听罢，觉得有理，急忙命人把任座重新请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