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1936年柏林奥运会，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一举夺得男子100米短跑、200米短跑、跳远和4x100米接力跑四枚金牌，震惊了世界。多年后，美国一位黑人少年手拿卷尺，好奇地丈量了当年欧文斯创下世界纪录的成绩，惊得当场吐起了舌头。在他眼里，那个纪录是座神圣的山峰，只能仰望而不可逾越。1984年，当年的黑人少年在第23届奥运会上再现了当年欧文斯一举获得四枚金牌的辉煌，并在之后的汉城（现名首尔）、巴塞罗那两届奥运会上续写辉煌，一共获得9枚田径金牌。国际奥委会一致评定他为“20世纪最佳运动员”，他在田径场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偶像欧文斯。当人们问起他奋斗史的时候，他说，是偶像的光环，为他照亮了一条登山的道路。他就是卡尔·刘易斯。当年拳王阿里与挑战者弗雷泽之间的一场经典比赛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比赛进行到第14回合，双方都已精疲力竭，濒临崩溃的边缘，但阿里竭力保持着坚毅的表情和誓不低头的气势。在偶像的巨大光环面前，弗雷泽精神崩溃，最终选择了放弃。当裁判宣布阿里获胜时，拳王还没走到台中央，便眼前一黑，双腿跪地，弗雷泽见状后悔莫及。在这场世纪大战中，弗雷泽不是败于实力，而是被偶像光环的阴影击垮了。

返回地球后，随之而来的是种种摆脱不了的名誉和光环。可是，阿姆斯特朗对自己的成名并没有心理准备，认为成名是个负担，渐渐无法应付和承受。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对待他的方式与过去截然不同了。渐渐地，阿姆斯特朗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两岁的女儿死于脑瘤，最初似乎并未影响阿姆斯特朗太多，可渐渐地，后遗症显露出来，这位父亲会看着女儿过去的照片发呆。不久之后，阿姆斯特朗出任太空总署航空学协会副会长。接着，为了彻底从公众目光中隐退，阿姆斯特朗在1971年从美国宇航局退休，到辛辛那提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担任教授至1979年。阿姆斯特朗在后来甚至还在一个偏僻的乡下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农庄，开始了自己的半隐居生活。他感慨地说道：“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别人才不将我当作一名宇航员看待？”曾经有人建议阿姆斯特朗多出去走走，到各地散散心，可这个倔强的美国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我连月球都去过了，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吸引我呢？”由于工作需要，阿姆斯特朗很忙而且需要经常出差，为此根本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两个儿子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他很少参与。从月球返回之后，他的生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妻子珍妮特渐渐厌倦了这样的日子。1989年年底，珍妮特在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给他，提出离婚的要求。1994年，阿姆斯特朗与共同生活了38年的妻子珍妮特正式离婚。阿姆斯特朗回忆当时的场景，唏嘘不已：“我想挽留她，可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中，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婚姻，就像一次失败的飞行，无声地崩溃了……如果可能，我还要说，我爱妻子。我很抱歉，我们的婚姻，成为我成功的最大代价。”几年前，阿姆斯特朗再婚了。垂暮之年的他更愿意“生活在现在”，还经常驾驶滑翔机过把飞行瘾。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最近读到两个人的报道，都谈到压力。一位是在1985年，以17岁的年纪勇夺温布尔顿网球大赛冠军的德国网球好手贝克。他居然说：“如果时光倒流，我真希望输掉那场温布尔顿赛。”因为自从他拿了冠军，大家对他的要求愈来愈高。只要一场失利，就嘘声四起。贝克感慨万千，他说：“大家好像只记得我是温布尔顿的冠军，却忘了我还是个青少年。”另外一位，是伟大的音乐家伯恩斯坦，他曾对一群年轻的音乐家说：“你们要想成为伟大的演奏家，不仅在于你多么勤苦地练习，更要看你走上台，面对观众的强大压力时，是不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恐惧与犹豫全甩到一边，由内心产生一种不信你办不到的力量。那力量，使你成为大师！”我记得，代表美国参加世界滑冰大赛的克莉丝蒂·山口小姐，当她做完连串最难的动作时；没等表演结束，就握紧拳头，向空中狠狠一挥。后来记者问她那一挥是什么意思，山口一笑，说：“看吧！我终于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