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纳河左岸，有一家叫“莎士比亚”的书店。书店狭小而拥挤，但主人热情地欢迎过路的陌生人，尤其是那些有志于文学的旅法青年。哪怕是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也可以在这里拥有一个床位，只要他愿意在书店做些打扫、整理的工作。免费提供住宿这个奇特的传统，源于莎士比亚书店的创始人西尔维亚·碧奇女士。她曾给予初到法国的海明威最温暖的支持，帮叻他找到便宜的公寓，后来甚至在二楼放上一张行军床，让他随便看书。这份体贴让海明威度过了在巴黎最初的艰难时期，令他终生难忘。除了海明威，纪德、乔伊斯、劳伦斯等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都曾把莎士比亚书店当作据点，这里一度成了文学圣地。辉煌的莎士比亚书店终结于纳粹，但它的精神没有消失。10年后，美国青年乔治·惠特曼在塞纳河左岸租下了三层店面，继承了书店之名，继续呵护到巴黎的文学青年。后来书店慢慢被世界各地喜爱读书的人所知，来此借宿的人络绎不绝。于是乔治提高了住宿条件，要求住宿者每天读一本书，同时在三大内交出一篇自己的生平传记，然后把它们印成册子，以此来了解四面八方的人们和他们的故事。如今，莎士比亚书店已经传到80后的第二代店主手中。书店依然杂乱地堆满了书，书架旁摆着一张张板床。它安静地等待着陌生的文学青年在这里驻足，鼓励他们读书、创作。

在人们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市场经济年代，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却日益萎缩，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三大节”已经被物质化、简单化为“粽子节”“月饼节”“饺子节”，其他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更是踪迹杳然。追寻问题之源，我们不难发现，能够力挽狂澜的主体——政府并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萎缩，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在它背后是整个传统文化阵地的萎缩：一些传统艺术品种渐趋没落、后继无人，传统文化活动的队伍建设、场所提供、经费保障都缺乏必要的重视和供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已经失去了必要的载体。而当传统节日来临，需要我们表现其文化内涵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这种能力。

《功夫熊猫》用三维彩色图像充斥整部动画片的始终，展示了中国传统的水墨绘画的风格，让本就名声在外的好莱坞动画长片更增添了几分写意的特质，也让好莱坞人“中西结合”的手法得以顺理成章、自然天成。山清水秀的和平谷有点类似武当山，因为同样都住着一群武林高手。影片中无处不在的汉字，传统手推车的构造设计，四人轿的原型保留，针灸等传统国粹的出现，都值得称赞。还有建筑风格的全面复古，飞檐斗拱、红墙绿瓦，以及诸多可爱人物的服饰饮食，等等，更无时无刻不体现着悠久的中国历史和华夏韵味。影片的一大亮点就是对于诸多中文发音也原样保留，比如“功夫”“师父”“乌龟”“太郎”“豆腐”等等。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前途，他们全家借住到上海市区。余秋雨在上海报考了中学。中学的图书馆不小，但每天借书都要排长队，而且想借的书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来，余秋雨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叫“上海青年宫图书馆”的地方借书比较方便，就立即去申办了一张借书证。青年宫在江西中路200号，快到外滩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人们每天都吃不饱。余秋雨在晚饭后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宫，走到一半就饿了。当他走到图书馆时，离人家关门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从青年宫图书馆把书借出来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只能在那里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等找到书，就只剩下半个多小时了，能读几页？但是，就为了这几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每天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看完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精神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从公元1248年8月15日动工，到1322年的唱诗堂封顶，74年间，德国科隆市的科隆教堂历经种种磨难与挫折，多次因故停工。当唱诗堂封顶的那一天，科隆地区的人们格外激动，由政府出面作出规定：自今日起，城内所有建筑不得高过教堂，以便于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仰望到神的存在。协议要求，子子孙孙，没有时间限制，必须无条件遵守。并把协议内容刻成文字，立于科隆教堂大门左侧，以示后人。 在随后的几百年中，因为战争、王朝更换、资金断流等种种原因，致使科隆大教堂多番停工，断断续续修建了六百多年，直到1880年才得以竣工。那块石碑，因为意外的火灾被毁去，但科隆人心里的协议，却并未撕掉。这份契约，700年间被严格遵守。直到今天，作为德国第四大城市，科隆还是没有高过教堂的建筑。 科隆大教堂的美丽毋庸置疑，但科隆人700年坚守—份契约，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这种力量，超越宗教，超越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