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7日晚，歌手李代沫在北京家中因吸毒被捕。 2012年，李代沫在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凭借翻唱一首《我的歌声里》，走进大千观众的心。 不过，出道后，李代沫的舆论话题也一直不断。从翻唱版权到如今的吸毒事件，他曾经的光辉形象正在观众心中一点点黯淡。随着娱乐圈各类丑闻不时地曝出，人们对丑闻的心理底线正步步后退。李代沫被曝吸毒后，一项即时发起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网友对此“并不吃惊”。还有人笑言，按照以往那些犯事儿明星的“操作流程”，李代沫出来之后道个歉在台上哭一哭，人气也就回来了。社会舆论对丑闻明星的这种接纳，与其说是事不关己的漠然，不如说是“见怪不怪”的麻木。在一桩桩的“复出”背后，是道德评判的消解和规则底线的失守。 “李代沫们”的恶性示范效应是最大的毒素，它不仅是娱乐圈的负能量，更是影响无数青少年成长的隐患。他们是青少年争相效仿的偶像，在青少年价值观逐渐发展、成型的特殊阶段，明星偶像言行举止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2009年2月16日，国家广电总局等五部委联合下发通知，严禁演员和社会名人主持医疗、健康类节目。此通知皆因近些年来明星代言虚假广告事件层出不穷：郭德纲代言“减肥茶”广告惹风波，被告上法庭，文清代言医疗广告涉嫌严重欺骗，成龙代言的霸王乌发被认定为虚假广告……面对这些虚假广告，老百姓真是防不胜防。然而，讨伐明星、严禁演员和社会名人当“医托”并不能治本，媒体和监管部门更是责无旁贷。对付虚假广告，我们需要的是法律。

李先生由于胃部不适，在北京一家超市购买了“江中猴姑饼干”，食用后发现其与普通饼干无异，李先生认为该产品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宣传上属于误导消费者，故起诉生产、销售者及广告代言人徐静蕾等被告，要求十倍赔偿货款共计7830元，并在媒体上公开道歉。日前，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了此案。一向以女神形象示人的徐静蕾，这次也“摊上大事了”，不管徐静蕾最终是否担责，但其女神形象受损将在所难免。特别是，徐静蕾被诉，再次给明星代言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识别产品的真伪，不了解产品质量的优劣，明星代言任何产品，都存在担责的风险。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孔子”越来越热闹，有些地方甚至搞起了祭孔大典。而《中国文化报》刊登的赵士林的文章认为，我们应该敬重的，是本来面貌的孔子。我们应纪念作为伟大的文化人、教育家、知识分子的孔子，不应尊奉作为专制王朝精神符号和意识形态偶像的孔子；我们应梳理、批判、继承儒学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应顶礼膜拜作为精神枷锁的儒教。因此，我们可以赞成建孔子学院，可以赞成设孔子奖，但坚决反对祭孔。其实，先秦那位不得势的孔夫子可不是那么板着面孔一本正经，望之俨然的。相反，他老人家倒是很随和、很自然、很有趣、很亲切的。所谓“吾与点也”，我想老人家若是赶上“超级女声”如火如荼的时候，没准儿也会给李宇春发个短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