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大学生在德国某城市街头做了个试验。他们把“男”、“女”两个字分别贴在马路边两个并排的电话亭的门上。结果发现，来打电话的男士都走进了“男”电话亭，女士则都进了“女”电话亭。一会儿，“男”电话亭爆满，先生们宁可在门外排队，也不去光顾正空着的“女”电话亭。最后，终于有一个男人走进了“女”电话亭，一问，原来是个法国人。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性，一个遵守规定的民族，也许有些死板，但却值得我们的尊敬。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工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力。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西点军校读书期间，队列训练每星期六进行一次，可巴顿常常在星期天下午就苦练下一课。等下个星期六时，他的动作已完美无缺了。同学曾对巴顿说，“乔治，队列训练在毕业成绩中只记15分，而数学却有200分。你的数学已经很差了。如果你把用于准备队列训练的时间拿出百分之八十来攻一攻数学，你不但仍可通过队列的考试，而且数学成绩也会跟上去。”但巴顿不为所动，依然如故。

一根矮矮的柱子，一条细细的链子，可以栓得住陆地上最大的动物——重达千斤的大象吗？你—定不会相信，但是有机会到印度或者泰国去看一看的话，你就会相信了。因为在那里，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处处可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一切都是源于力量无穷的“习惯”二字。在大象还是很小的小象时，驯象师们便用一条细铁链将它栓在柱子上。由于身体幼小，小象的力量尚不足以挣脱铁链，所以，虽然它们一开始总是拼命挣扎，到最后总会安静下来。它们明白了，无论怎么努力，那条链子都是不可能挣脱的。渐渐地，小象长大了，长成了力大无比的庞然大物，但是它们依然无法挣脱链子，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它们从来不曾尝试过，甚至连这种想法都不曾有过。因为在它的观念里，它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虽然，轻轻一拽，铁链便会断掉。听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小象的确是被实实在在的铁链所绑住，而大象，却是被看不见的习惯铁链所绑住。习惯是锁住人手脚的无形铁链。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成功，不是因为成功太难或太遥远，而是被“不能成功”的习惯思维锁住了。打破这种思维，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试一试，奇迹往往就会出现。

日本围棋高手升田幸三讲过一个小故事：他小时候，常常跟着父亲进山砍柴。后来，他发现一位老伯伯也常常到山里砍柴，他每次砍的柴，总是比父亲要多一些。他仔细比较了父亲和老伯伯的砍柴方法，他才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在遇到有树节时，父亲总是竭力避开，而老伯伯却总是从有节的地方开始下手。在人们的观念中，有节的地方不容易砍断，实际上，有节处虽然坚硬，但是却更容易折断，有时找准其脆弱点，稍加用力就可以砍断。 有树节的地方，反而可能比较脆弱。外强中干之人，社会上也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