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西·奥尼尔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祖父——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查尔斯·威尔逊。她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栋豪华别墅里长大，从小锦衣玉食，仆人对她言听计从。她很早就懂得金钱的魔力，同时也发现金钱好比咒语，能让拥有它的人生活糜烂、精神空虚，甚至失去奋斗目标。在年少不羁的年代，奥尼尔把家族财富当成一种负担。奥尼尔回忆说，两个堂兄妹就因为终日抑郁最终走上自杀的绝路，她自己则一度酗洒成性。“人们发现我很有钱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这让我很苦恼，”她说，“因此我通常保守这个秘密。”然而，奥尼尔在不惑之年第一次感受到了金钱带来的快乐。她邀请10个朋友登上自家的豪华游艇，一起在加勒比湾欣赏海上风景。“那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她说，“我打算把更多的钱分给别人。”奥尼尔1996年在自己写的书《金色隔都》中分析道，财富在带给人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不幸。她随后设计了“富贵病工程”，专门为那些富有但不会处理与财富关系的人“会诊”。治病方法就是与他人一同分享财富。如今，成功走出财富阴影的奥尼尔忙于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她为“富贵病工程”建立了工作室，在各地发表关于如何避免遭受财富之累的演讲。她还毫不吝啬地从祖父的遗产中拿出上千万美元，捐给各种环保项目和政治活动。奥尼尔更愿意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看做一种使命。“我觉得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些事情。追求金钱并非一个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她笑着说，笑容中平添了几分睿智和淡泊。如今的她，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充实。

新东方教育集团的总裁兼董事长俞敏洪，刚从农村考上北大的时候，和周围的同学相比，并不出众。但是他发现，他们的班长王强很优秀，很爱读书，常常把生活费的一半拿出来买书读。于是，俞敏洪就总和王强在一起，王强买什么书，他就节衣缩食，跟着一起买什么书；在王强的带动下，俞敏洪读了许许多多的好书。两人也成了好朋友。后来，俞敏洪创建新东方教育集团，王强从国外回来，任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在新东方教育集团中，有好多领导都是俞敏洪原来的同学。而他的这些同学，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正是他们，与俞敏洪一起，共同缔造了新东方教育的神话。就连俞敏洪自己都说，他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朋友，还会不会有新东方的今天。

李宇春谈朋友：我不知道该如何界定“朋友”。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能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的闺蜜才叫朋友。这样的话，我就没有朋友。但是，我心里一定有我认为的“朋友”的位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谢霆锋，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的朋友，但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也从来不联络，可我特别喜欢他，我觉得他有一种单纯，那种单纯有时候跟我有点像，就是表面上冷冰冰，很难接近，很酷，可一讲起感兴趣的东西，就会像小孩子一样两眼放光。我拍《十月围城》时，根本就没跟他讲过话，只有一场合拍的戏，就是吃饭，也没有什么台词，拍戏期间我们最多就是远远地看到对方打个招呼。可是《十月围城》拍完了之后，我邀请他来做演唱会嘉宾，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有要钱，就自己来了。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他来做我的演唱会嘉宾。

19世纪，德国有两位化学家——李比希和维勒，这两人的合作与友谊是科学史上的一段趣话。李比希性格激烈、爽朗、勇敢、自信、好斗、风风火火，维勒则性格温和、平静、有耐心、有见识，即使遭到攻击也不动声色。两人一个是“一团烈火”，一个是“一盆冷水”。然而，这两位性格迥异的科学家却长期密切合作，为化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俩有相同的追求科学真理的强烈愿望，且都胸怀坦荡，从不嫉妒对方，所以他们是“水”“火”相容。李比希在自传中写道：“我有个大好运气，即得到一位志趣相投和目标相似的朋友。过了这么多年，我和这位朋友仍然以最大的热诚相合作……我们毫无妒忌，手拉手地努力向前，这一位要行动时，那一位已经准备好了。”

1950年，以《喧嚣与骚动》闻名世界的美国作家福克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此时的他早已被金钱铸就的合约拖累得失去了创作的能力。福克纳不善于理财，加之妻子又崇尚奢华，财政情况如一团乱麻。为了摆脱负债的状况，他不得不与财大气粗的好莱坞签约，为他们编写剧本。福克纳自始至终都没有适应好莱坞的生活，他的剧本多次遭到导演的否决。在1935年刚刚涉足好莱坞的时候，他就哀伤地说：“搞电影不只是浪费我的时间，问题是回来以后的恢复，重新投入自己的创作，太费时间了。我已经37岁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适应，容易集中了。”他与华纳公司和20世纪福克斯公司等著名电影公司签订了长期的合同，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却丧失了宝贵的自由。他素来痛恨为了金钱而写作，偏偏不得不为金钱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