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名流浪汉无意间买了彩券，且中了5万美元，不过这个流浪汉显然不想脱离四海为家的生活，不但不想离开住了20多年的帐篷，而且还说，要跟这么多年来与他一起共同生活的朋友们分享这笔钱。于是，他送给每个朋友100美元，大家都很高兴。

新东方教育集团的总裁兼董事长俞敏洪，刚从农村考上北大的时候，和周围的同学相比，并不出众。但是他发现，他们的班长王强很优秀，很爱读书，常常把生活费的一半拿出来买书读。于是，俞敏洪就总和王强在一起，王强买什么书，他就节衣缩食，跟着一起买什么书；在王强的带动下，俞敏洪读了许许多多的好书。两人也成了好朋友。后来，俞敏洪创建新东方教育集团，王强从国外回来，任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在新东方教育集团中，有好多领导都是俞敏洪原来的同学。而他的这些同学，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正是他们，与俞敏洪一起，共同缔造了新东方教育的神话。就连俞敏洪自己都说，他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朋友，还会不会有新东方的今天。

19世纪，德国有两位化学家——李比希和维勒，这两人的合作与友谊是科学史上的一段趣话。李比希性格激烈、爽朗、勇敢、自信、好斗、风风火火，维勒则性格温和、平静、有耐心、有见识，即使遭到攻击也不动声色。两人一个是“一团烈火”，一个是“一盆冷水”。然而，这两位性格迥异的科学家却长期密切合作，为化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俩有相同的追求科学真理的强烈愿望，且都胸怀坦荡，从不嫉妒对方，所以他们是“水”“火”相容。李比希在自传中写道：“我有个大好运气，即得到一位志趣相投和目标相似的朋友。过了这么多年，我和这位朋友仍然以最大的热诚相合作……我们毫无妒忌，手拉手地努力向前，这一位要行动时，那一位已经准备好了。”

撒拉·伯纳尔是法拉第好友伯纳尔的妹妹，法拉第是在教会中认识她的。1819年，法拉第每个星期日晚上都会去伯纳尔家中吃饭，跟伯纳尔讨论科学或一同唱歌，并且准时十点离开。大家都以为法拉第一定是回实验室继续研究，岂知他是在路上散步许久，才能冷却他对撒拉的爱慕。有一次法拉第在读书会中朗诵一首爱情诗，伯纳尔认为他一定有原因，回家后将法拉第的诗给妹妹撒拉看。后来撒拉问法拉第关于诗的内容，法拉第交出诗后立刻从撒拉身边逃离。法拉第自责但又无法克制对撒拉的思念。撒拉知道法拉第这个人不爱钱又不在乎名利，从事研究就一定全心投入，并且，当时知名的皇家学院教授们的配偶，往往是一辈子孤单与寂寞。但智慧的撒拉决定与法拉第在一起时，也同时决定要作法拉第研究成果的分享者，她也常常鼓励法拉第分享自己的快乐与忧愁，因为撒拉深知“成功的婚姻是一辈子的恋爱，而成功的恋爱是两个人知道怎样谈恋爱。”法拉第后来在日记中见证：“在我的一生中，对我的喜悦与心理康健，最有帮助的就是婚姻。”当法拉第发现马达原理的那一刻，她也是法拉第第一个想要共同分享这份喜悦的人。 法拉第并没有因为恋爱放弃他的读书、研究与朋友，他的生活还是一样很忙碌，在皇家学院做实验、替穷人朋友上化学课、参加读书会、文艺俱乐部、骑脚踏车、爬山、教妹妹写字、合唱团练习等。然而撒拉的态度也相当成熟，她认为成熟的爱情并不一定要成日黏在一起，而需要彼此信任与体谅。1821年6月12日，法拉第与撒拉结为夫妇。

歌德和席勒是18世纪末德国最著名的两位诗人，歌德二十几岁成名，30岁出头就当了国务大臣，而且出身富裕，一生过着贵族生活。比他小10岁的席勒则出身贫寒，一生坎坷，虽然席勒在二十多岁也蜚声文坛，但穷困与疾病一直伴随着他。尽管如此，歌德与席勒却保持着真诚的友谊。席勒的友谊和勤奋使歌德从富贵享乐中惊起，又拿起笔来写作，包括《浮士德》在内的许多名作的问世，都与席勒的影响分不开。歌德满怀深情地对席勒说：“你给了我第二次青春，使我作为诗人复活了——我早已不再是诗人。”席勒也在朋友的鼓励下，抱病完成了最后一部伟大作品《威廉·退尔》。这部作品的素材，都是歌德提供的。他们一起出版过《女神》杂志，合办过文艺刊物《霍伦》，共同出版过诗集《克赛尼恩》。他们常常是一个人构思、起草，另一个人修改润色，然后发表。互助的力量，使他们的文艺作品迸发出夺目的光辉。当听到席勒早逝的消息，歌德沉痛地说：“我的存在丧失了一半。”歌德逝世后，亲人按照歌德生前的遗愿，把他和席勒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