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听人艺院长张和平谈到话剧《喜剧的忧伤》的演员陈道明、何冰每场演出费是税前1500块，而演一集电视剧则十几万至五六十万。王岐山当即插话赞赏说：“人家不是冲着钱，这些腕儿到这儿来，要的就是甘于清贫。”随后“王岐山赞陈道明甘于清贫”被广泛报道，3月9日，陈道明在政协讨论会上就此专门解释说：“这是媒体的误读、误听、误理解。其实，王岐山书记并不是单指我，而是所有坚持在舞台上的人。相比于那些常年坚持在舞台第一线的人，我只是偶尔为之，媒体把荣誉具象化到我一个人身上，有失偏颇。王岐山书记泛指的是各种舞台艺术，包括戏曲、边缘剧种等等，相比于电视剧，这些都是清贫的，坚持在这些舞台上的人是值得尊重的，也值得整个社会关注。”陈道明的一番话，赢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 陈道明不愧为德艺双馨的艺术家，面对国家领导人的称赞，他不夸耀、不自傲，更不隐藏，反而公开站出来解释说明，以正视听。这是因为他面对赞誉能端正心态，不骄不躁，谦逊低调。

197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恰林·库普曼，由于在最优资源配置理论方面的卓越成就，他与利奥尼德·康托洛维奇一起在那年得奖。但恰林十分不安，他认为线性规划的发明者乔治·但泽更应该得奖，或者至少应该和他们俩一起得奖。据说，他曾向1972年度诺奖得主肯尼思·阿罗征求意见：“能否考虑拒绝领奖？”但阿罗从专业的角度认为他完全有资格得到这个奖，并说服他前去领奖。尽管恰林听取了阿罗的劝吿，然而对自己与康托洛维奇平分了那年的总共24万美元的奖金仍感到内心不安。为此，他将所得奖金中的4万美元捐献给了但泽工作过的日内瓦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使自己的奖金由12万美元减少到8万美元，这一奖金数正好相当于三个人参与分享该年度诺贝尔奖金后，他自己所应得到的奖金额。恰林的这段故事过了很久，人们通过读阿罗的回忆录才知晓。这种低调的风格在真正的学者那里，不算什么，但在喜欢炒作的今天看来，还真有些恍若隔世之感。

1955年，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时，感到十分不安。他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降衔申请》，说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相比，就是与一些资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申请：授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能放弃的时候舍得放弃，实在是一种人生智慧。把名利地位看得淡一些，特别是把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顺其自然，就不会将有限的生命挽到无限的名利场中。

由蒋昌建主持的科学类真人秀节目《最强大脑》自开播以来，一直牢牢占据夜晚10点档的全国收视排名首位。“智慧男神”“性感大叔”……在网上，粉丝们用各种流着口水的花痴名号称呼他们心中的偶像。一名女粉丝写道：“真正的男神就算头发斑白，双眼也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位曾经的最佳辩手，现在的复旦大学副教授，因为跨界当主持人，又重新走红了。晋升为“智慧男神”后，走在校园里，偶尔也会有学生跑过来“想和蒋老师合个影”。1993年，新加坡电视广播局联合中央电视台举办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在央视当年黄金时段播出的最后决赛，复旦大学队和台湾大学队以“人性本善”的议题对决。蒋昌建以“四辩”身份做总结陈词，以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收尾。最终，复旦队取得最后胜利，蒋昌建也成为“最佳辩手”。新加坡《联合早报》以“词锋锐利，反应敏捷”来评价他的表现。“当时是有很多选择，其中一些超出自己的预期。”但是，他还是很坚定地按既定道路走——继续读博，留美做博士后，回国留校任教。在校园里，蒋昌建觉得很踏实。已近知天命的年纪，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做让自己比较舒心的事情”。“我只是偶然选择或者被选择到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去而已。有我和没有我，都不重要，我不会把它当作我的主业。”蒋昌建如是说。

2009年10月的一天，76岁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天早上9点，按时进入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为学生们授课两小时，丝毫抽不出时间来理会那些拿着“长枪短炮”对着她的媒体记者。 1997年10月，美籍华人科学朱棣文被宣布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当天，他仍平静如常地去给学生们上课。他说：“当我想到还有更多的优秀科学家，特别是比我强的科学家还没有获奖时，我自然就不应该把这项奖看得有多重，我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