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徐悲鸿认识齐白石后，对齐白石的独特艺术风格极为推崇，称赞他的画“妙造自然”“浑然天成”。他在担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后，就派人给齐白石送聘书，邀请齐白石到学院任教，但数日没有回音。经查询，才知道有人贬低排挤齐白石，在正在开放的—个展厅里把齐白石的画冷落在一个角落里。徐悲鸿来到展厅，看到挂在角落的齐白石的水墨画《虾趣》，画上的虾子体若透明，形态逼真，实属神品，标价却只有8元。他当即找来展厅负责人，把《虾趣》移到展厅正中，挂在自己的《奔马图》旁边，将标价改为80元，并在说明栏里注上：“徐悲鸿标价”。而他自己的《奔马图》标价为70元。这件事一时在京都书画界被传为美谈。齐白石深为感动，马上写信给徐悲鸿同意到学院任教，徐悲鸿又为齐白石编了画集，亲写序言，使齐白石名声大振。

超常的智慧和敏捷固然是张艺谋成功的主要因素，但惊人的勤奋和刻苦也是他成功的重要条件。张艺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电影艺术的诚挚热爱和忘我投入。拍《红高粱》的时候，为了表现剧情的氛围，他亲自带人去种出一块100多亩的高粱地；为了一场戏中轿夫们颠着轿子踏着山道尘土飞扬的镜头，张艺谋硬是让大卡车拉来十几车黄土，用筛子筛细土撒在路上；在拍《菊豆》中杨金山溺死在大染池一场戏时，为了给摄影机找一个最好的角度，更是为了照顾演员的身体，张艺谋自告奋勇地跳进染池充当“替身”，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直到摄影师满意为止。1986年，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被吴天明点将出任《老井》一片的男主角。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张艺谋接到任务，二话没说就搬到农村去了。他剃了光头，穿上大腰裤，露出了光脊背。在太行山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里，他与当地乡亲同吃同住，每天一起上山干活，一起下沟担水。为了使皮肤粗糙、黝黑，他每天中午光着膀子在烈日下曝晒；为了使双手变得粗糙，每次摄制组开会，他不坐板凳，而是学着农民的样子蹲在地上，用沙土搓揉手背；为了电影中的两个短镜头，他打猪食槽子连打了两个月；为了影片中那不足一分钟的背石镜头，张艺谋实实在在地背了两个月的石板，一天3块，每块150斤。在拍摄过程中，张艺谋为了达到逼真的视觉效果，真跌真打，主动受罪。在拍摄“舍身护井”时，他真跳，摔得浑身酸疼；在拍“村落械斗”时，他真打，打得鼻青脸肿。更有甚者，在拍旺泉和巧英在井下那场戏时，为了找到垂死前那种奄奄一息的感觉，他硬是三天半滴水未沾，粒米未进，连滚带爬拍完了全部镜头。张艺谋成功了，他的成功离不开对目标的专注。

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保留传统的国家。大阪附近有个“金平糖迷你博物馆”。金平糖是15世纪葡萄牙人带到日本的甜食，在白糖稀少的年代是小孩子的最爱，不过如今已很少见了。为了不让它从生活中消失，金平糖迷你博物馆利用讲座和体验活动的方式唤起青少年对金平糖的喜爱。该馆馆长认为，舶来的金平糖经过几百年时间，早已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若就此消失，令人悲哀。类似的“老玩具博物馆”“旧零食博物馆”“酒类博物馆”在日本还有很多。看似无聊，但在现代社会感受一下传统的单纯与质朴，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20多年前，初读《水浒传》，让2008年诺奖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兴奋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无限可能。他来到施耐庵的墓园，感叹道：“就这么一个土丘，但是大家都来看他，相比之下，高楼大厦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文化的意义。 文化，让一个土丘的价值胜过万千高楼大厦，世事变迁，春秋代序，一切都变得面目糢糊，只有闪耀着文化光辉的物质能留存下来，供后人敬仰。

有一位古典音乐家，乔布斯既尊敬他的为人，又欣赏他的艺术造诣，这就是马友友，他的人就像他的大提琴曲一样和蔼而深邃。乔布斯被马友友追求“纯粹”艺术的精神深深打动，并成为了他的乐迷。他曾邀请马友友去他的婚礼上演奏，但是马友友当时去了外地演出。几年之后，马友友来到乔布斯的家，坐在客厅里，拿出了他的1733斯特拉迪瓦里大提琴，演奏了巴赫的曲目。他告诉乔布斯夫妇：“这是我本来希望在你们的婚礼上演奏的曲子。”乔布斯泪流满面，告诉他：“你的演奏是我听过的最棒的，有如上帝驾临，因为我不相信一个凡人能做到这样。”当乔布斯被确诊癌症后，他请求马友友答应在他的葬礼上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