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个秀才，叫吕蒙正，家道艰难，穷困潦倒。 有一次，他三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饿得头昏眼花。在一座桥上，他赊了一个瓜，早已饥渴难耐的他，踉踉跄跄跑到桥栏边，想把瓜磕开，填饱肚子。然而一失手，瓜掉到了桥下，顺水漂走了。那一刻他绝望极了。 满心凄苦的吕蒙正捶胸顿足，击栏长叹。 后来，吕蒙正参加科举考试，竟然状元及第，还做了宰相。但他并没有忘记以前的苦难，还在当年落瓜的地方建造了落瓜亭，以示穷时失意之事。

詹天佑8岁那年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慧，求知欲强，可是在这里，塾师所讲的都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老是“之乎者也”“天地君亲师”一类陈旧腐朽的东西，枯燥无味，束缚儿童的身心发展。詹天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他最感兴趣的是工程、机械等新知识，他用泥巴捏火车，做机器。身上老是装着小齿轮、发条、螺丝刀、镊子等等，一有空就摆弄着玩。小伙伴们都称他是“机器迷”。一天，小天佑对他家的闹钟突然发生了兴趣，他想，这个方方的东西为什么能滴嗒滴嗒走个不停？为什么它能按时响铃？为什么它能始终这么均匀地走？家里的大人都有事出去了，小天佑决定要打开这个宝贝匣子，看看其中的奥秘。他把闹钟拿到隐蔽的地方，把零件一个一个拆开。他自己的脑筋也动开了：这一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这一个零件和那一个零件为什么咬合在一起？那一个零件是什么力量使它摆动起来的呢？拆着，思考着，一直到把整个闹钟拆到不能拆为止。一大堆散碎的零件怎么按原样装起来呢？詹天佑凭着他那良好的记忆力，居然一件一件装好了，他也弄清了闹钟的构造与原理。

著名作家巴金十二三岁时，就背会几部书了，其中包括《古文观止》。后来他谈到自己的散文创作时说：“现在有200多篇文章储蓄在我的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思路连上来的。”

IZZUE是香港著名时装集团I.T.旗下的自创品牌，在它的专卖店中，记者采集到这样一组镜头：床单大小的军旗从天垂到地；售货员戴的红色臂章印有反万字标识；年轻的顾客正在试衣——自然也是军旗装。亚洲的时装设计师居然在纳粹帝国时代找到了灵感。令人费解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一些亚洲年轻人心中颇具蛊惑力，他的罪恶、凶残反而成为性感的想像力的源泉，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为此，德国大使馆谴责了时装集团混淆是非、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一些顾客群体也表示抗议。在舆论的压力下，时装店撤换了柜台摆设。 时装始终是时尚的领头羊，服饰的流行，对社会思想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标新立异，追求流行”而不顾道德底线的行为，理应受到所有人的抵制。

本多胜一，是日本《朝日新间》社的一名记者。他于1983年、1984年和1987年三度来华，采访遭受日军迫害的幸存者，根据大量确凿的事实写出了《通向南京之路》《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等书，其《杭州湾登陆作战》还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其实，早在1971年，本多胜一就到过中国，曾落脚在上海的金卫乡和山阳乡。当他了解到日军登陆沆州湾后在这两个乡烧杀抢掠的罪行后，非常震惊，用他的话说：“这些事情在日本从未听说过。”他萌生了“应该站出来把历史真相说出来”的初衷。他之后三度来华深入采访，奋笔疾书；他毅然顶住了日本右翼分子的辱骂和威胁，站在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一边，痛斥日本当年的侵华罪行和当今的掩饰丑态。本多胜一的良知还体现在他从长远的中日友好关系来评价自己的作为：“我认为，只有在冷静地看到过去两国的关系，承认日军侵略中国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日中友好才会成为真正的友好，不了解侵略的事实，只谈表面上的友好，那是不牢靠的。我相信，我的报道对加深真正的日中友好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愿本多胜一及他的书，能够触动日本人的良知。

法拉第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科学事业，他性格坚韧，勇于探索，勤奋使他获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他却从未因此而骄傲过。1851年，英国皇家学会一致推选他为会长，英王还授予他爵位，他都坚决推辞了。他退休以后一直和妻子一起过着平民的生活，最后安静地死在他的书房中。按照他的遗嘱，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海洛特平民公墓。但是人们还是永久地记住了他，为了表彰他对科学的作用，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了电容的单位。

三毛满怀激情地把漫游世界的所见所闻，挥笔成篇。她写的多是真实的事情，自称其作品“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她还说过，“我并不是作家，只是一个生活的记录者。”她的作品自成风格，生活气息浓厚，感情真挚。有人评论她的作品风格是“朴实、自然、坦率、真情”。

明代大学士徐溥自幼天资聪明，读书刻苦。为了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言行，他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是说出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便往瓶子中投一粒黄豆；相反，若是言行有什么过失，便投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就不断地深刻反省并激励自己；渐渐的，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了，他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久而久之，瓶中黄豆越积越多，相较之下黑豆渐渐显得微不足道。直到他后来为官，一直都还保留着这一习惯。 徐溥对自己行为的高标准约束显示了他强烈的自律意识，即使是在个人独处时，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

1828年的一天，达尔文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围着一棵老树转悠。突然，他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里边蠕动，便急忙剥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他马上左右开弓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他措手不及，迅即把手里的甲虫藏到嘴里，伸手又把第三只甲虫抓到。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他真有点爱不释手，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早把嘴里的哪只给忘记了。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了啦，便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他的舌头蜇得又麻又痛。达尔文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张口把它吐到手里。然后，不顾口中的疼痛，得意洋洋地向他的学校剑桥大学走去。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先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它命为“达尔文”。

尼泊尔山林里有一神鸟，这种鸟因为头顶上有一小撮黄色的羽毛，因此当地人称作黄顶鸟。黄顶鸟有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优点，那就是它锲而不舍的精神。每到秋天，这种鸟就会在峭壁上筑巢，然后在里面孵化小鸟。每到这个季节，这一带总会刮起令人胆寒的大风，因为黄顶鸟筑巢在峭壁上，没有任何遮挡，因此，在大风过后，它的巢常常会被大风吹掉。但一段时间过后，这种鸟便又会忙碌起来，重新建成一个新家继续孵化小鸟。亚巴尼来自意大利，对这种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开始研究这种鸟。在他跟踪观察的三十只黄顶鸟中，有二十八只的巢被风吹掉两次以上。可它们在重建新巢的过程中，却根本没有考虑大风的影响，还把巢建在原来的地方，就这样，导致了它们的巢反复被吹掉，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亚巴尼指出，黄顶鸟能够忘记失败，从悲观中走出来，实属不易。但如果它稍有智慧，失败后把巢建在一个背风的地方，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20多年前，初读《水浒传》，让2008年诺奖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兴奋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无限可能。他来到施耐庵的墓园，感叹道：“就这么一个土丘，但是大家都来看他，相比之下，高楼大厦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文化的意义。 文化，让一个土丘的价值胜过万千高楼大厦，世事变迁，春秋代序，一切都变得面目糢糊，只有闪耀着文化光辉的物质能留存下来，供后人敬仰。

牛顿在生活中常常废寝忘食，曾因为对研究过于专注闹了笑话，后来被大家传为趣谈。一次，他一边读着书，一边在火炉上去煮鸡蛋。等他揭开锅想吃鸡蛋时，却发现锅里是一只怀表。还有一次，他请朋友吃饭，当饭菜准备好时，牛顿突然脑子中灵感闪现，想到一个问题，便立即进了书房，朋友等了他好久还是不见他出来，于是朋友就自己动手把那份鸡全吃了，鸡骨头留在盘子，不告而别了。等牛顿想起，出来后，见了盘子里的骨头，以为自己已经吃过了，便转身又进了内室，继续研究他的问题。

能容纳8万人的伦敦奥运会的主体育场“伦敦碗”全部采用“拼装”工艺连接起来，伦敦奥运会结束后，该体育场将被拆卸成一个供市民使用的活动场所。从某种意义讲，伦敦奥运会后，“伦敦碗”将被“打碎”，它只属于历史，属于30届夏季奥运会。 有记者疑惑地问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如果奥运会的主体育场“伦敦碗”被“打碎”，本届奥运会的遗产不是少了许多吗？ 鲍里斯·约翰逊听了，脸色凝重地说，真正的奥运会遗产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它会在人们的心里闪耀着璀燦的光芒，而不是以一个比赛场馆为标志。 鲍里斯·约翰逊仿佛陷入到一种遥远的回忆中，他深情地说，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过去近30年了，还有人记得当时的场馆是什么样的吗？恐怕没多少人了，它早已随风飘去。很多人印象深刻的却是当时美国《时代》杂志刊登的一张许海峰射击的封面照；以及许海峰那段传奇的射击经历，那是中国参加奥运会获得的第一枚金牌。这种记忆才是美好的、永恒的，才是一种最激动人心的遗产。 鲍里斯·约翰逊最后说，最好的遗产，不是保留，而是将一种精神和快乐传承下去，让它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在人们心中开花结果。

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最近在深圳产生，一位5岁小女孩一口气背诵出了圆周率小数点后3020位。据悉，她下一步的目标是将这样的纪录刷新到4000位以上。在美国的纽约州小城宾厄姆顿也有一位“小神童”，就是年近4岁即举办了个人画展的绘画奇才玛拉，她2岁学画，3岁时作品最高卖到1万多美元。然而，父母以及社会对待两者的态度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在玛拉父母眼里，孩子和其他同龄孩子没有任何不同，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她能自由生长“，他们没有规定孩子必须每天画画，也没有制订任何相关的成才计划，“画画能让她高兴，就是她画画的唯一原因。”而深圳这位小女孩呢，不仅其父母正积极准备材料，向位于上海的吉尼斯总部正式申请古尼斯纪录，一些教育界人士也认为她这种现象值得关注。但是，背诵圆周率和一个人的成长有什么必然关系呢？吉尼斯纪录的本质就是体现人类的一种游戏精神吗？让一位孩子不断地去冲刺它，打破它，一本正经地纠缠或者周旋于各种枯燥的数字中，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盖茨看的书越来越多，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次忽然对他四年级的同学卡尔·爱德说：“与其做一棵草坪里的小草，还不于成为一株耸立于秃丘上的橡树。回为小草千篇一律，毫无个性，而橡树则高大挺拔，昂首苍穹。”他坚持写日记，随时记下自己的想法，小小的年纪常常如大人股的深思熟虑。

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保留传统的国家。大阪附近有个“金平糖迷你博物馆”。金平糖是15世纪葡萄牙人带到日本的甜食，在白糖稀少的年代是小孩子的最爱，不过如今已很少见了。为了不让它从生活中消失，金平糖迷你博物馆利用讲座和体验活动的方式唤起青少年对金平糖的喜爱。该馆馆长认为，舶来的金平糖经过几百年时间，早已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若就此消失，令人悲哀。类似的“老玩具博物馆”“旧零食博物馆”“酒类博物馆”在日本还有很多。看似无聊，但在现代社会感受一下传统的单纯与质朴，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彭振辉自称是“狂热痴迷的星空摄影爱好者”。2012年6月6日是150年一遇的金星凌日，即使云量过大，他还是出了门，硬是在云缝中抓拍到了百年奇观。为了不留遗憾，他每次出门总要带上赤道仪、天文望远镜、导星镜、超广角和鱼眼镜头等全套家当，约有100多公斤重。“我现在出门宁可重死，也不想后悔死。”他说。 而40岁的王毅刚拍摄星空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别人的前景都是高山河流、树木海洋，总之，基本都是自然风光。只有他，前景露出上海老教堂的一角，背后是大片璀璨的星光。王毅刚在微博上被转发最多的一组照片，是星空下横港那200多年历史的耶稣圣心堂。对王毅刚来说，都市中越来越少的老建筑就和越来越难以见到的星空一样，都是正在消逝的城市记忆。 勇敢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哪怕在别人眼里这是多么荒诞不经。

著名科学家茅以升80岁时，还能背诵出圆周率小数点以后100位的精确值。人们惊奇而钦佩地问：“茅老，您到底是怎样记住的呢？”他回答：“重复！重复！再重复！”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1年之间，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先后为孩子们做报告30场，直接听众6万人，他还在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200多篇。1985年，他亲手给中小学生复信30多封，极大地鼓舞了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

画家刘墉曾有一段与盲人画家的对话。 盲人：“我是在四岁时因病失明的。” 刘墉：“可惜那时你才四岁，什么也不记得。” “不！我记得非常清楚。父母的笑、花朵的红、树叶的绿、阳光的金黄，直到如今还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海。每当我消沉的吋候，就会想：比其他盲人，我不是幸运得多吗？他们大部分从来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却拥有那么美好的回忆。虽然短暂，却已经足够我享用了。” 读完盲人的话，我不禁扪心自问：我的所得难道还不够吗？我懂得欣赏这个世界吗？我懂得享受我的人生吗？

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皇甫惠，在20世纪50年代曾去苏联协助他们工作。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他只身回到了祖国，什么资料也没有带回来。为了将在苏联学得的知识用于报效祖国，他一回来就谢绝一切来访，关起门来专心致志地回忆所有资料的内容。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们只看到他房间的灯光彻夜长明。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写了一本又一本。有时为了回忆一个数据、一个公式而踱来踱去，脚都走肿了。有时他又会因想起一个公式而大笑起来……40天后，当二机部部长接见他时，他兴奋地说：“我记忆中的资料全都记录下来了。总共有17个记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