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郭兰英以一曲《南泥湾》唱红了大江南北。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却遭到了非人的待遇。1982年，她得到平反，组织上补发了3万元工资，但郭兰英毫不犹豫地把这3万元全部捐给了党组织。1983年，她又变卖家产，凑足钱创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为振兴民族文化艺术无私地培养下一代。近几年来，她带领学生艺术团，先后到老少边穷地区义演600多场，从未收过一分钱。1993年，郭兰英接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请她到壶口瀑布拍摄《黄河神韵》演唱片头，她不顾劳累，不怕危险，站在咆哮如雷的黄河壶口瀑布前反复演唱。当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将1000元酬金送到她手上时，她愤怒了，生气地说：“我要是为了钱，压根不会来！”郭兰英用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着，就像她歌唱的“南泥湾”一样，无私地为祖国开拓着。

曾巩年轻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上。有一天，曾巩和兄弟们正在读书，忽然外面有人递进一张纸条。说是从外墙上边揭下来的。曾巩一看轻轻一笑，交给了弟弟曾晔。纸条上原来是一首诗：“一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原来是嘲笑曾巩和曾晔多次应考不中的事情。曾巩在地上来回地踱着，思绪万千。他冷静地告诉弟弟：“这张纸条是鞭策我们的鞭子。”从此，弟兄两个每天雄鸡一叫便起床读书，两年里不出家门，孜孜不倦地攻读。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后，兄弟二人全部考中。不久参加省城考试又全部考中，成了科举史上少有的佳话。

北宋时期，有一个叫查道的人，一天早上，他和仆人挑着礼物去看望远方的亲戚。他们走了一个上午，到了中午时分，两人都感到肚子有些饿了，可是方圆几里地却没有一家饭铺，怎么办呢？于是仆人向查道建议说：“主人，这四处也找不到食物，我们不如从送人的礼物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吃吧！”。“那怎么行呢？这些礼物既然要送人，便是人家的东西了。我们要讲信用，怎么能偷吃呢？”查道很坚决地说。仆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他，只好无奈地看了看礼物，饿着肚子继续赶路。走着走着，路旁出现一个枣园。枣树上挂满了熟透的枣子，十分招人喜爱。查道和仆人本来已经饿得发慌，更觉得饥饿难耐，便停了下来。查道叫仆人去树上采些枣子来吃。两人吃完枣，查道拿出一串钱，挂在采过枣子的树上。仆人奇怪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查道说：“吃了人家的枣子，应该给钱。”仆人说：“枣园的主人不在，别人也没看见，何必这样认真呢？”查道严肃地说：“讲诚实是人应有的道德，虽然枣主人不在，也没有别人看见，但我们既然吃了人家的枣子，就应该给钱。”说完，查道挂好钱，带着仆人离开了。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1975年6月，一位老太太走进美国丹佛大学，她要去该校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找一位名叫约瑟夫·科贝尔的人。由于是第一次来这儿，因此走进校园，她不得不到处打听，问研究生院在什么地方。她问了许多人，每个人都热情地为她指路，有的甚至还给她画出路线图。可是，由于丹佛大学是依山而建，校园里的路异常复杂，她绕了半天也没找到科贝尔。就在她站在一个路口，不知该向哪儿拐的时候，一群女学生走过来，于是她拿出别人给她画的那张图。当她们知道她的意思后，其中的一位黑人女孩说，我带你去吧！在女孩的带领下，老太太很快找到了科贝尔。在女孩准备返回时，老太太说，为什么不认识一下呢？于是她们相互知道了各自的身份：黑人女孩，英国文学系学生，读大学三年级；老太太，波兰大使夫人；科贝尔，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创办者，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黑人女孩走出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有人正在门口散发宣传单，是关于“斯大林时代与政治”的一个讲座，主讲人是约瑟夫·科贝尔。此人正是她刚才带老太太寻找的那个人。她想，既然认识了，何不去捧捧场呢？在大教室，科贝尔先生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坐在第一排，对科贝尔的演讲好像充满浓厚的兴趣。中午吃饭时，科贝尔先生特意邀请了她。席间，他发现这个黑人女孩聪明、果敢，对问题总有独到的看法。也就是在此时，科贝尔动员她，毕业后报考他的政治学研究生。从此，这个黑人女孩便成了“被上帝垂青的人”。1974年，年仅19岁的她考入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26岁，她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34岁，出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0年，46岁的她成为小布什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2005年，出任国务卿，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这个人的名字叫康多莉扎·赖斯。那位老太太寻找的科贝尔先生，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他是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父亲。赖斯被任命为国务卿后，有人说是因为她有能力，有人说是她运气好。不过，有一种观点我比较赞同，这句话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每日评论上：一些人之所以能交上好运，多数是由于具有细微而不起眼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