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在东吴大学念书时，杨绛以“洋囡囡”的绰号闻名全校。她是大家闺秀，又是个美人胚子，据说追求者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众。当时有个叫费孝通的富家子弟，人高马大的，上前去搭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而不是过渡。”一盆冷水霎时浇熄了一团烈火。没多久，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绛转到清华借读，抵达燕京的当天，即邂逅文弱书生钱钟书，俩人惊鸿一瞥。初次约会时，一向孤僻、言语笨拙的钱钟书开口便是，“我没有订婚”。傻愣愣的一句话，真让人摸不着头脑。而杨绛却心有灵犀，“我也没男朋友”。俩人很快坠入爱河，不久喜结连理，可谓“天作之合”。婚后，俩人育有一女钱瑗，三口之家温馨若饴。就这样，日子平静流淌了60余载……然而，叶子总会在秋来临后一片一片掉落，杨绛在《我们仨》中平静写到，“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光阴似流水，红颜变白发，杨绛已是白发苍苍的文坛大家。而此时，费孝通亦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他仍对当年的梦中情人念念不忘，于是提着一捆著作，来请阿季（杨绛小名）“斧正”。久别重逢，嘘寒问暖，两人天南海北闲聊一番后，杨绛忽然意识到有点失态了，就下了逐客之令。费老素有自知之明，起身告辞。颤巍巍地走下楼梯时，他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阿季淡淡说了句，“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顿时愣住，血压“嗖嗖”往上直蹿。至此，他方才彻底死了心。杨绛、钱钟书夫妇治学严谨、感情笃深，堪称一代楷模。这在圈内早已传为佳话。

1999年，美国雅芳公司身陷困境，41岁的钟彬娴临危受命，成为雅芳117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在钟彬娴杰出的领导下，公司连续三年超越财政目标。然而钟彬娴也有自己的苦恼。她说最大的难题是“作为一个有两个孩子的职业母亲，女儿14岁，儿子6岁，我经常在如何求得平衡中摸索，工作和家庭的平衡非常不容易。”钟彬娴举了个例子。作为商界CEO委员会的成员，前不久他们被邀请到华盛顿去和总统见面，这很令钟彬娴兴奋，因为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但唯一的问题是，这次会面的时间正好是她女儿第一次离家去旅行，这对女儿和她的朋友们来说很重要。怎么办？钟彬娴做出了抉择。她说：“总统会面时并不需要我是否在场，这次会面我不去也不会影响雅芳的发展。但女儿需要我。”钟彬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和女儿一起去车站，而不是选择去白宫。我的朋友在欧洲读书时，经常光顾小镇上一家生意很好的中餐馆。有一次他照例去用餐，只见店门口挂着“明天停业一天”的告示。这对中国夫妇像喜迎大事似的对我的朋友说：“明天我儿子的学校足球比赛，我儿子是第一次上场比赛，我们全家都要去观看并为他加油。”这两件事不由得让我反省：我们爱孩子吗？我们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可他们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作为父母的我们却常常缺席“不在现场”，而这对他们来说却是更重要的。

一对外国夫妇登山，丈夫意外落崖，碰巧妻子在丈夫落下的瞬间咬住了他的上衣，就这样在死死僵持的近一个小时里，妻子仅仅用她那细细的牙齿承担了高大魁梧的丈夫的全部重量，她的牙齿和嘴唇被血染得鲜红，却始终不肯松口。真爱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真爱，便是在关键时候，即使失去生命也绝不放手。因为他就是她的生命，失去了他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海蓁说自己是“一枚手榴弹”，随时会爆炸，给父母造成无休无止的痛苦，给爱人造成永恒的伤痛。所以，她努力表现得积极乐观，配合父母的期待，接受治疗延续生命，去互助小组抒发“心中郁结”，但她一直认为自己是父母的负担。然而，当她知道妈妈在全职照顾她的过程中已经在网上读了一年多的社区大学，父母承诺在她去世后会仍然相爱时，她释然了，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不是负担，而是爱的象征。作家张洁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她写道：“如今，他们的皱纹和白发早已从碳水化合物变成了其他的什么元素。可我知道，不管他们变成什么，他们仍然在相爱着。”这，或许就是对亲情的诠释吧，即使死亡，也不能阻隔爱的延续。

1804年2月12日，长期卧床的康德奄奄一息，闻讯赶来的学生们手足无措地环绕病床。某学生出主意把三大批判搬到床头，希望老师在皇皇巨著簇拥之下充满自豪地踏上黄泉之路。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结晶，康德忽然泪流满面。他轻叹道：“如果把这三本书换成个小孩子，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