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向他求学、求教的人很多，以致先生住的小巷终日脚步声和敲门声不断，惹得先生自嘲：“我真成了动物园里供人参观的大熊猫了！”有一次先生患了重感冒起不了床，又怕有人登门拜访，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四句话贴在大门上：“熊猫病了，谢绝参观，如敲门窗，罚款一元。”前来拜访的人看到启功先生如此幽默的拒绝，都会心一笑地离开了。作家刘绍棠也有同样的经历。有一次他得了一场大病，过了大半年还没有痊愈，行走仍需家人搀扶，但登门拜访的人却络绎不绝。刘先生便在门上贴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老弱病残，四类皆全；医嘱静养，金玉良言。上午时间，不可侵犯；下午会客，四时过半。人命关天，焉敢违犯；请君谅解，大家方便。”诚然，两位老先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们的身体实在支撑不起。而直截了当地拒绝人们的所求又不符合先生做人处事的原则，所以最后采用了幽默式的拒绝，让拜访者都能发自内心地接受和理解。

德国有一位名叫班纳德的人，在风风雨雨的50年间，他遭受了200多次磨难的洗礼，成为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但这些也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人。他出生后14个月，摔伤了后背；之后又从楼梯上掉下来，摔残了一只脚；再后来爬树时又摔伤了四肢；一次骑车时，忽然不知从何处刮来一阵大风，把他吹了个人仰车翻，膝盖又受了重伤；13岁时掉进了下水道，差点窒息；一次，一辆汽车失控把他的头撞了一个大洞，血如泉涌；又有一辆垃圾车，倒垃圾时将他埋在了下面；还有一次他在理发屋中坐着，突然—辆飞驰的汽车驶了进来……他一生遭遇无数灾祸，在最为晦气的一年中，竟遇到了17次意外。令人惊奇的是，老人至今仍旧健康地活着，心中充满着自信。历经了200多次磨难的洗礼，还怕什么呢？

因癌症辞世的复旦大学教师于娟，在生前的日记中写道：在面临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短短两周，于娟“活着就是王道”的博客吸引了100多万的访问量。

雅斯贝尔斯是德国思想家，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10年，他和一个在医院里做护士的女子结婚。然而不幸的是，纳粹上台后，雅斯贝尔斯因妻子的犹太人身份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这位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著作被禁止出版。他的妻子不想连累丈夫的学术前途而要求丈夫放弃自己，尽管雅斯贝尔斯面临随时可能被一起送到波兰集中营的危险，却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就没有任何意义。”后来，雅斯贝尔斯和妻子一起出逃到瑞士，又被纳粹发现并扣留了。最终纳粹同意他出境，但条件是留下他的妻子。雅斯贝尔斯拒绝了这个条件，又陪伴妻子一起留了下来。雅斯贝尔斯和他的妻子约定：一旦妻子的生命遭遇危险，他们就一起自杀。所幸在雅斯贝尔斯和他的妻子无路可走、几近生命尽头的时候，盟军及时赶到，解放了海德堡，他们才重获生命自由。

有感于人生旅途中众多难以预料的偶然事件，夏威夷大学教授、统计推理专家拉里·苏丹博士曾作《一生风险知多少》一文，对生命途中的偶然事故作了科学的研究和预测。书中罗列人一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意外的危险概率。 受伤：危险的概率是三分之一；死于心脏病：危险的概率是三百四十分之一；因中毒而死：危险的概率是八万六千分之一；骑自行车死于车祸：危险的概率是十三万分之一；死于飞机失事：危险的概率二十五万分之一；死于火灾：危险的概率五万分之一；被闪电击死：危险的概率是二百万分之一；死于突发事件：危险的概率是二千九百分之一。

67岁的动物学家卡尔·施密特博士是芝加哥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一天下班后，一个人留在实验室里继续观察美洲的毒蛇，不幸被蛇咬伤。当时电话打不出去，他自知性命难保，但依然镇定自若。为了给后人留下科学研究的资料，他记录下自己垂危时的感觉： 体温很快升到39度，胃剧痛，燥热，耳鸣，眼皮痛，睁眼困难…… 四小时了，口鼻开始出血…… 看不见体温表了，情况非常严重…… 疼痛消失，呼吸困难，全身瘫软，开始脑充血了…… 在被毒蛇咬伤5个小时后，在为世界留下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科学记录后，这位科学家与世长辞了。

一支24人组成的探险队，到亚马逊河上游的原始森林去探险。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气候，许多人因身体严重不适应等原因，相继与探险队失去了联系。直到两个月后，才彻底搞清了这支探险队的全部情况：在他们24人当中，有23人因疾病、迷路或饥饿等原因，在原始森林中不幸遇难；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创造了生还的奇迹，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探险家约翰·鲍卢森。在原始森林中，约翰·鲍卢森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饿着肚子在茫茫林海中坚持摸索了整整3天3夜。在此过程中，他昏死过去十几次，但心底里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一次又一次地站了起来，继续作顽强的垂死抗争。他一步一步地坚持，一步一步地摸索，生命的奇迹就这样在坚持与摸索中诞生！后来，许多记者争先恐后地采访约翰·鲍卢森，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惟独你能幸运地死里逃生？”他说了一句非常具有哲理的话：“世界上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也没有比脚更长的路。”鲍卢森能够死里逃生，这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只要有脚，就会有路。正因为有这种信念支撑着，才使得鲍卢森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利奥·罗斯顿是美国最胖的好莱坞影星，他因心肌衰竭被送进汤普森急救中心。临终前，他曾绝望地喃喃自语：“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脏！”这句话被刻在了医院的大楼上。 后来，美国石油大亨默尔也因心急衰竭住进了汤普森急救中心，他把医院当做了公司，继续带病工作。可过了一个月后，他出院后却毅然卖掉了公司，跑到苏格兰乡下颐养天年去了。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人们从他的传记中发现了这么一句话：“富裕和肥胖没什么两样，也不过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罢了。” “炮凤烹龙，放箸时与盐齑无异？悬金佩玉，成灰处与瓦砾何殊？”有钱没福享，要钱做什么？黄金不足贵，健康值钱多。

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因为看到一位好友患病去世，深感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多么的重要，于是就开始坚持冬天用冷水擦身，冬泳，下雨天到山上攀登，沐雨栉风，磨炼筋骨。他还在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

如果能让熊来选择它们认为最亲密的人类朋友，那么日本摄影师星野道夫一定能当选。翻开《北极光》《旅行的树》《在漫长的旅途中》等星野道夫出版的摄影游记作品集，我们看到最多的是熊的照片——两只棕熊在草地上嬉戏；北极熊带着它的孩子们在刚刚融化的冰河上追逐海鸟……在星野道夫的镜头里，熊一点也不凶残，而是那样憨态可掬。1971年，读大学的星野加人了探险社。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远赴阿拉斯加，与一户纯朴的爱斯基摩人共度了一个暑假。回到日本后，得知挚友登山时意外身亡，他感悟到“生命有限”。为了找回生命的坐标轴，他大学毕业后进入阿拉斯加大学野生动物管理学系就读，并开始了自然生态摄影的生涯。二十年来，星野穿梭在阿拉斯加的山脉、冰河、森林之间，拍摄了大量自然生态作品，尤以熊的摄影闻名于世。在亲近被拍摄的动物时，星野很少武装自己：“动物知道你带着枪，就会起戒心。要发现真实的一面，就得拿命当赌注！”1996年8月，星野来到堪察加半岛拍摄棕熊。8日早晨，星野正在帐篷中休息，突然一只健硕棕熊的前半身闯了进来。作为拿生命当赌注的摄影师，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拿出相机拍下他人生的最后一幅照片。他刚按下快门，棕熊的巨掌就向他拍了下来。这幅最后的风景触目惊心，令人震撼。星野道夫在《在漫长的旅途中》说过：“给予我们鼓励与勇气的，可能不是谁曾说过的话，而是那曾经看到的风景。”而那幅记录了“最后的风景”的作品，一定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鼓励和勇气。

冰心先生总爱说：“毛主席有五不怕，我也有，我起码也有几不怕，一不怕离婚，我老伴已经没了，二不怕撤职，我不是官，……就是杀头，我也不怕，反正要死了。”她说：“我最相信两条：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条，历史是人民写的。”她还说：“我很老了，以前喜欢风花雪月，现在不爱看了，已经经过了，很淡薄了。写些人间不平事吧，为别人多说点公道话。”“不要看一时多么有权势，没有用，自己再吹嘘，或者再谦虚，也都没有用。真正厉害的是人民，还是那两句话。”

日本著名登山滑雪家三浦裕次郎，曾经在1970年率队攀登喜马拉雅山的艾佛勒斯峰，虽然才爬到半途，6位队友就因雪崩而丧生，但是三浦裕次郎仍然向峰顶迈进，终于攀至顶峰，并由艾佛勒斯山谷滑雪而下，创造了“最高滑雪者”的世界纪录。 三浦裕次郎在最危险的时刻，曾说出几句充满哲理而发人深省的话： “不论成功与否，已经可以肯定的是，此行将不可能有个让人欣喜的结束（因为队友的罹难）。” “此刻我已经不畏惧死亡了，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失败。” “我已经无法将‘危险的前进’转变为‘困难的后退’，所以只有选择前进。”

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梁漱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一生是您能把控得了的吗？”“你知道吗，我连尸体都捐出去了，我死后会葬在少林寺，方丈会替我立碑。这样的话，即使死去也还有观光价值。”提问者是蔡志忠所说的“漂亮女生”，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回答者疑问的口气，加上“观光价值”的调侃，引来台下一片好奇的神情伴随着满堂大笑。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自中学时期就开始跑步锻炼，至今不懈，被人们誉为“跑步总统”。在谈到自己的跑步生涯时，克林顿说：“我一般是每周有5天安排跑步锻炼，每次跑5公里，在休息日跑的距离还要更长一些。”在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期间，克林顿有时还会出现在当地长跑比赛参赛选手的行列中，其中在一次10公里跑步比赛中，克林顿的成绩是47分钟。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紧张而繁忙，被迫减少跑步锻炼的活动量，因此体重增加了近20磅。于是，之后他又把每周的跑步锻炼量增加到36公里，不久就把体重减到正常水平。当选美国总统后，克林顿的一举一动都要在众多保镖的监护之下，但他仍在周密的安排下进行跑步锻炼活动。

生物学家发现，互助互援是各种动物战胜强敌的最有力的武器。—只单独生活的昆虫、野兽，很难逃脱彻底毁灭的命运。但结成群体则不然。蚂蚁有许多天敌，它的卵和幼虫是许多动物的美食，一只蚂蚁的防御力很弱，但成千上万的蚂蚁并没有受到鸟类或食蚁兽的太大摧残。而且为许多虫、兽所畏惧。蜜蜂由于集体生活、共同工作，使它们的个体力量、安全系数都增加了若干倍。鹦鹉是极其合群的鸟，它们互相依恋，患难与共，很少有猛禽或哺乳动物敢去攻击它们。草原狼常常二三十只结成一群去追逐偶尔离群的野牛；成群结队的野狗能够战胜熊和老虎；一匹马只要不离群，无论熊、虎或狮子都不能伤害它。互助团结的合群生活，能使动物由弱变强，由愚变智，有利于抵御强敌和适应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

东汉时，有一位名叫荀巨伯的人。有一次，他收到一封急信，说一位朋友得了重病。朋友远在千里之外，荀巨伯赶了好几天的路程。可是当他到了友人所住的郡地时，却发现此地被敌人围住了。他潜入城池去看望朋友，朋友对他说：“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来看望我。现在城被敌人围住了，看样子是守不住了。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破不破城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你没有必要留在这里，趁现在能想办法，你赶快走吧！”荀巨伯立刻说道：“你这是什么话？朋友有难当共之，现在大难临头，你却要我扔下你不管，自己逃命，我怎么能做这等不义之事？”敌人破城之后，一路打进来，挨户搜索，但见家家户户凌乱不堪，人皆逃走，却有一个院子井然有序，于是进去，见到了安坐的荀巨伯，大发威风说：“我们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你是何人，竟敢不望风而逃，难道想独当其锋不成？”荀巨伯对他们说：“你们误会了。我并不是这城里的人，到这里只是来看望一个住在这里的朋友。现在朋友病重，危在旦夕，我不能因为你们来了就丢下他不管。你们如果要杀的话，请杀我，不要杀我这位已痛苦不堪、无法救治的朋友。”敌人听了瞠目结舌。半晌，一位头领看了看手中的大刀，发言道：“哎，我们是一群不懂得道义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在这样一个崇尚道义的地方胡乱闯荡？走吧！”敌人竟因此退走，一郡得以保全。

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一生饱受沧桑，却淡泊名利，安详长寿。一天，一位朋友问他养生之道，他指着客厅墙上的字画笑而不答。朋友顺着于老的手指看到一幅写意莲花，旁边的对联是：“不思八九，常想一二。”

鲍尔·海斯德是美国一位研究蛇毒的科学家。他小时候看到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人被毒蛇咬死，就决心研究出一种抗蛇毒药。他想，人患了天花，会产生免疫力，而让毒蛇咬后能不能也产生免疫力呢？体内产生的抗毒物质能不能用来抵抗蛇毒呢？他认为这也是有可能的。因此，从15岁起，他就在自己身上注射微量的毒蛇腺体，并逐渐加大剂量与毒性。这种试验是极其危险和痛苦的。每注射一次，他都要大病一场。各种蛇的蛇毒成分不同，发作方式也不同，每注射一种新的蛇毒，原来的抗毒物质不适用，就要经受新的抗毒物质的折磨。他身上先后注射过28种蛇毒。经过危险与痛苦的试验，他终于有了收获。由于自身产生了抗毒性，眼镜王蛇、印度蓝蛇、澳洲虎蛇都咬过他，但每次他都从死神身边逃了回来。蓝蛇的毒性极大，海斯德是世界上唯一被蓝蛇咬过却活着的人。他大约被毒蛇咬过130次，每次都安然无恙。海斯德对自己血液中的抗毒物质进行分析，试制了一些抗蛇毒的药物，已救治了很多被毒蛇咬伤的人。

谭世明，男，23岁，共青团员，生前为重庆市开县高桥镇初中教师。2003年12月23日晚11时许，当地罗家16号井突发特大井喷事故，硫化氢毒气泄漏，夜深人静，很多人都已睡熟。谭世明发现后，立即打电话通知高桥镇一所学校及当地村民撤离，通信中断后，他骑摩托沿山路逐一通知附近的20余户村民。得到他通知的1200余名师生和100余名村民迅速转移。当他回家再背起体弱多病的老父亲撤离时，没走几步就倒在自己家门前，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人们找到谭世明的遗体，只见他右手握着自己的手机，左手拿着一块湿毛巾，从他的手机里查到，在10分钟内他连拨了7个电话，把井喷的消息告诉给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