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王导与王敦十分器重羲之。当时陈留人阮裕名声很大，做王敦的主簿。王敦曾对羲之说：“你是我们王家最优秀的子弟，你的成就应当不比阮主簿差。”阮裕也对王羲之有美誉，将其与王承、王悦并称为“王氏三少”。周顗是当时人物品鉴的专家，经他品评给予肯定的人物，身价倍增。十三岁那年，王羲之去拜见名士周顗。王羲之位次在众人之末。周顗观察王羲之后，觉得他是个奇异的人物。当时以牛心为贵，众客人都还没吃呢，周顗先割下一块牛心，给王羲之先吃。于是王羲之名声大噪，开始为世人所知。

2015年7月18日，演员袁立在微博做慈善帮助尘肺病人，崔永元转发微博力挺并称：“我要去大爱清尘做志愿者，我想看看尘肺病人怎么活……她真的去参加了，她走近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兄弟姐妹，她为他们呼吁呐喊争取权益和捐款，有几个明星能做到？大赞袁力！”本是一件好事，却被一名实名为共青团陕西省商洛洛阳县委书记的网友给予了“差评”。7月19日凌晨2点，崔永元再次发微博指出：“既然你是官微，还是应该要点脸的，多少应该要一点。”并贴出这名“洛阳县委书记”的相关微博截图。

冯玉祥一生倒戈三次（另亦有8次的说法，下文有介绍），有“倒戈将军”之称！毛泽东谥其为“伪君子”。林彪庐山批判彭德怀时，就把彭德怀归入冯玉祥一类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之列。从侧面可看出共产党骨子里对魏延式人物冯玉祥的评价不高。对于冯玉祥的倒戈次数，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和研究者进行更正，冯玉祥一生倒戈的次数准确的应该是八次，依次为：第一次滦州起义倒清朝第二次护国运动倒袁世凯第三次武穴停兵倒段祺瑞第四次北京政变倒吴佩孚第五次拉郭松龄倒张作霖第六次五原誓师倒北洋第七次国共分裂倒共产党第八次中原大战倒蒋介石

在一个下雨天，丰田员工基德下班回家，发现一辆丰田轿车的刮雨器失灵了，车主正在修理，或许是麻烦比较大，车主放弃了修理，而到路边去询问附近有没有近一点的修理站。而此时，基德直奔那辆丰田轿车，拿出工具进行修理。车主返回时还误以为基德是偷车贼，差点报了警。片刻之后，丰田员工基德在雨中将汽车刮雨器修好了，并且拒绝收车主给的小费。丰田员工的这种敬业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车主。而就在这之后的一天，基德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本公司生产的一辆小汽车停靠在路边，车上溅了一些泥点。基德马上走过去掏出手帕仔细地擦起来。在此时，一位警察觉得奇怪，走过来问：“这是你的车吗？”“不是！”基德回答说。“那你为什么在这擦别人的车？”“因为我是丰田人，这辆车是我们生产的！”一时间，丰田公司的美誉传遍整个日本。基德在工作之余也时刻牵挂着自己的企业，不忘自己是丰田人。在他看来，企业形象就好比自己的眼睛，不允许它掉入任何灰尘，否则他便会感到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