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出了位占星大师，据说，他的预言非常灵验，每次都能准确无误。一时间，国民都对他顶礼膜拜起来。这显然威胁到了国王的权力与统治，于是国王把他抓来，以“盅惑民心”为由想置他于死地。在下命令之前，国王想戏弄一下这位占星师：“大家都说你的预言非常灵验，那么你预言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死吧。”国王心想：如果你说以后，我现在就下令把你处死；如果你说现在，那我就过一段日子再处死你。我看你从此以后还敢不敢说自己能掐会算！只见占星师面色从容，毫不慌张地掐开了手指，约摸半分钟后，他徐徐睁开眼睛道：“陛下，我将在您驾崩的三天前死去。”“啊？”国王大吃一惊，顿时不知所措。结果当然是占星师没有被杀，因为国王虽然对占星学有所怀疑，但占星师以前的“战绩”却足够让他心有顾虑——倘若他的预言是真的呢？就这样，占星师不但保住了性命，还在有生之年享尽了荣华富贵，国王甚至还专门派了一队高明的宫廷医生来照顾他的健康。最后，在人们诧异的议论中，占星师比国王还多活了几年。这虽然否定了他的预言能力，却赢来了他一生的安枕无忧与高官厚禄，并证明了他操控权力的一流手段。

誉满全球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创业老板唐·道格拉斯，非常希望东方航空公司能购买他制造的首架喷气式飞机，因此去拜访东方航空的总裁雷肯巴克。雷肯巴克告诉他：他的飞机可以同波音707抗衡，可这两种飞机的噪声都太大，假如道格拉斯能保证降低噪声，就可以取得订购合同。这笔生意对道格拉斯来说相当重要，假如他能签约，他就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反之，他或许就从此在行业内消失了。道格拉斯同工程师经过一番认真讨论后，再次去见雷肯巴克，头一句话就是：“老实说，我不能确保把噪声降低。”“我也不能，”雷肯巴克说，“但我希望知道的是，你是不是对我诚实无欺。”最终，道格拉斯得到了1.65亿美元的订单。

芬森是丹麦医学家，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临床医生。到了晚年，芬森准备寻找接班人。在助理乔治的配合之下，芬森从众多慕名而来的医学界才俊中选了一个名叫哈里的年轻医生。但是，医学研究十分枯燥，芬森有点担心这个年轻人不能坚持。乔治建言道：“先生，据我所知，哈里家境贫寒，您不妨请您的朋友假意出高薪聘请哈里，看看他会不会动心。如果他被金钱所诱惑，自然不配做您的弟子。”然而，芬森却说：“谢谢你的提议，但是我不能采纳。我一直都很赞同一个观点：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人性。他出身于贫民窟，怎么会不对金钱有所渴望？如果我们一定要设置难题考验他，说，给你一个高薪的轻松的工作你干不干？而且答案必须是否定的。那么，对他来说，内心肯定是纠结的。因为，他要在现实生活与梦想面前做出两难的选择。而他跟着我研究医学，根本不必到那一步，我何必要求他必须是一个圣人？”最终，哈里成了芬森的弟子。若干年后，哈里成为丹麦的医学家。后来，哈里听说了芬森当年拒绝考验自己人性的事，老泪纵横：“假如当年恩师用巨大的利益做饵，来评估我的人格，那么我肯定会掉进那个陷阱。因为，当时我的母亲患病在床需要医治，而我的弟弟妹妹们也等着我供他们上学，如果那样，我就没有现在的成就了……”一个聪明的人，不会让别人在自己与利益中做选择，而是竭力创造彼此共同的利益；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去考验别人的人性，然后，两败俱伤。

谈起自己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余华毫不回避当初的选择有一定的功利性。“毕业以后我干牙医，一干就是5年，一点不夸张地说，这5年我拔了至少有1万颗牙，每天7点就上班，干8个小时，感觉自己就像笼子里的鸟。有时我站在窗户前，发现隔壁文化馆里的人成天在街上闲逛，我就问他们不用上班吗？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工作，我当时就想：‘这工作好’。后来我问文化馆里的一个朋友：‘怎么样才能进文化馆工作？’他告诉我写小说吧，我想我认的汉字也有五千多个了，做音乐、画画不行，写小说大概行，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了。”开始写小说的余华在文学道路上有些幸运，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相中，请他到北京进行修改，这在余华当时所在的海盐县是件大事，用余华的话说：“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是我们县第一个上北京改稿子的人。回来后县委宣传部的人说我是个人才，不能让我再干牙医了，干什么呢？进文化馆吧，这一下满足了我的愿望。”没有冠冕堂皇，却是那么的真实，这就是余华。余华说他到文化馆第一天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到单位一看自己竟然还是第一个上班的，于是他心里第一个念头是：这个单位我来对了。此后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后来成了每个月只有领工资的时候才去单位，最后干脆辞职，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大概文人都有自嘲的特点，有时候还愿意拉上一些同行，余华在说完自己从事写作的原因后又补充了一段：“后来我发现我们这批人里面和我一样的有不少，有一次我和莫言、王朔几个人去意大利，主办方让我们写一篇‘我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的文章，我才知道莫言是为挣钱买一双皮鞋，王朔则是为了换个工作，和我一样，谁也不比谁好多少。”不过自嘲归自嘲，但和每一个成功的作家一样，余华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严肃的，“现在我写作已经完全是因为热爱，没有一点功利性。其实作家在从事写作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功利的一面在内，但当他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功利性就会慢慢消失了。”

近期，有一本10余万字的《黑眼睛》再版了，而它的作者是年仅12岁的深圳中学生毛昱，这一事件，让中学生出书现象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整体上说，中学生出书主要有四种：一是受家庭熏陶出书。作家肖复兴、陈建功、毕淑敏等辅导自己上中学的孩子推出了10万至20万字的中学生系列书籍。二是一些有才气的中学生将学习、生活经历整理成册出版，如深圳的毛昱、“哈佛女孩”刘婷。三是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具有“爆发情绪”的中学生，如上海中学生韩寒推出的《三重门》等长篇小说。四是某些出版商受利益驱动，策划有创作潜力的中学生出书。 中国必定不乏少年天才，年少成名者古已有之。然而，倘若作家自身的积淀还不够深厚，那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就值得商榷了。中学生出书，希望不只是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