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首先定下的是国际化策略。在国内市场依靠“从农村包围城市”的传统军事战略而站稳脚跟之后，任正非却很快认识到，将来不会有仅仅依靠区域市场生存的电信设备商，所有的电信设备商都必须是国际标准化的。从1996年，华为就开始了国际化布局。起初，这是一个无异于痴人说梦的计划，民族通信企业华为拥有什么优势？资金、品牌还是技术？在国内市场还没有能够抢下一线城市的山头，如何去敌人的势力范围抢饭碗？任正非说这是出于一种军人天生对于危险的警惕和危机意识，让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也知道在那个时候，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名小卒，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而从艰难生活走过来的任正非，在这件事情上愿意大手笔地投入。从1996年到2000年，华为以疯狂参加国际电信展的方式来给自己制造品牌和知名度。它还推出“东方丝绸之路”、“东方快车”等品牌计划，让国际客户来熟悉陌生的华为。

古罗马的下水道，250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使用；巴黎的下水道1200年前就已形成健全的系统，不仅承担清洁巴黎的重任，更是一些流浪艺人的天堂。即使你不小心把钥匙或是贵重的戒指掉进了下水道，完全可以根据地漏位置把东西找回来，因为下水道里也会标注街道和门牌号码。

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意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当他们爬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心中想到：“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达尔文脑海中一阵翻腾，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

一次卡内基乘火车，邻座是位发明家，在聊天中，发明家拿出一个新式卧车模型给卡内基看，并说那是他的新发明。那个时代的卧车，只是在货车的两边钉上简陋的卧铺而已，而那个模型却相当接近于现代的卧车。卡内基以苏格兰人特有锐利的先见之明，一眼就看出这种发明极具发展潜力，于是借了一些钱，购买了制造这种新式卧车公司的股票。果不其然，股票值节节上涨，他大赚了一笔。 之后，卡内基看出木造桥已经落伍，铁桥时代即将来临。他借钱设立了公司，开始制造铁桥，因此获得了难以计数的财富。 抓住科技发展的前沿，就是抓住了时代赋予了发财良机。卡内基是如此，马云也是如此，千千万万成功的企业家，无不是如此。

德国人相信规划，生活中，充满了规划。德国的门把手，一律“一”横。因为“扭”力比“一”横的柄大，结果故障率高。“一”横柄，往下按，轻轻推，豁然洞开。用力小，损耗低，最符合工程经济学。德国的窗，都是往里开，而且从上部开，这样上宽下窄，兜住所有轻轻扬起的室内浊气、尘埃，落于窗外，又不让落叶、雨水漏入室内。倘若侧开窗，雨就会从侧面斜入。风，不管从哪个侧而飘，侧开窗的上面豁开的角度肯定会渗入。在欧洲，有教堂的地方未必有广场，那是小镇；有广场的地方一定有教堂，那—定是个大镇，而号称法兰克福南京路上的广场，却不在教堂门前。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兰克福几乎化为废墟，所以那里的古建筑少，高楼多。这是座重新规划的城市，所以在这里广场不再是教堂的附属物，而体现出现代市政的理念。广场是人流、车流中转，更是商业聚合中心。那个广场是地铁出口，四周都是“豁”口，而不是只有十字路口，这样便于抄近路去到每个方向，但任何“豁”都不会堵车。每个“豁”口都有“包口”——岔路口弧形店铺，左右过客都能一目了然的店铺。过去上海法租界这样的商铺较多，可谓是“龙额上的珍珠”，在上海是“可遇不可求”，租金明显高于隔壁沿街店铺。站在法兰克福的广场，环顾椭圆四周，包口店铺尽收眼底，这样的店铺开角更阔、收视率更高，租金也更高。路口越多，包口越多，顾客越多，消费越多，政府税收就越高。在德国，凡事都很合理，合理的背后就是规划，规划的结果是规则，有了规则，就按照规则做，哪怕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儿迂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