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福斯特是19世纪美国一位自学成才，具有国际声誉的音乐家。福斯特的歌曲优美抒情，朴素真挚，在艺术上有着一定的成就。其中如《哦，苏珊娜！》《家园故老》《老黑奴》等，在美国家喻户晓，而且在我国也广为流传。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艺术财富，可是当他离开人世时，他的全部经济遗产只有皮夹子里的3角8分钱。

1999年，美国雅芳公司身陷困境，41岁的钟彬娴临危受命，成为雅芳117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在钟彬娴杰出的领导下，公司连续三年超越财政目标。然而钟彬娴也有自己的苦恼。她说最大的难题是“作为一个有两个孩子的职业母亲，女儿14岁，儿子6岁，我经常在如何求得平衡中摸索，工作和家庭的平衡非常不容易。”钟彬娴举了个例子。作为商界CEO委员会的成员，前不久他们被邀请到华盛顿去和总统见面，这很令钟彬娴兴奋，因为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但唯一的问题是，这次会面的时间正好是她女儿第一次离家去旅行，这对女儿和她的朋友们来说很重要。怎么办？钟彬娴做出了抉择。她说：“总统会面时并不需要我是否在场，这次会面我不去也不会影响雅芳的发展。但女儿需要我。”钟彬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和女儿一起去车站，而不是选择去白宫。我的朋友在欧洲读书时，经常光顾小镇上一家生意很好的中餐馆。有一次他照例去用餐，只见店门口挂着“明天停业一天”的告示。这对中国夫妇像喜迎大事似的对我的朋友说：“明天我儿子的学校足球比赛，我儿子是第一次上场比赛，我们全家都要去观看并为他加油。”这两件事不由得让我反省：我们爱孩子吗？我们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可他们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作为父母的我们却常常缺席“不在现场”，而这对他们来说却是更重要的。

毕加索从小就很有艺术天赋，他会做惟妙惟肖的剪纸，还创作了许多惊人的绘画作品。左邻右舍都称叹不已，称他为天才。然而，这个“天才”却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上课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听课时他不是漫无边际地幻想，就是看着窗外的大树和鸟儿。毕加索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作为坏学生，在学校关禁闭已成了毕加索的家常便饭，禁闭室里只有板凳和空空的墙壁，可是毕加索却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带上一叠纸，在那里自由地绘画。有了父亲的支持，毕加索每天都沉浸在想象的天地里，虽然功课不好，但他却在绘画的天地里找到了快乐。

在塞纳河左岸，有一家叫“莎士比亚”的书店。书店狭小而拥挤，但主人热情地欢迎过路的陌生人，尤其是那些有志于文学的旅法青年。哪怕是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也可以在这里拥有一个床位，只要他愿意在书店做些打扫、整理的工作。免费提供住宿这个奇特的传统，源于莎士比亚书店的创始人西尔维亚·碧奇女士。她曾给予初到法国的海明威最温暖的支持，帮叻他找到便宜的公寓，后来甚至在二楼放上一张行军床，让他随便看书。这份体贴让海明威度过了在巴黎最初的艰难时期，令他终生难忘。除了海明威，纪德、乔伊斯、劳伦斯等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都曾把莎士比亚书店当作据点，这里一度成了文学圣地。辉煌的莎士比亚书店终结于纳粹，但它的精神没有消失。10年后，美国青年乔治·惠特曼在塞纳河左岸租下了三层店面，继承了书店之名，继续呵护到巴黎的文学青年。后来书店慢慢被世界各地喜爱读书的人所知，来此借宿的人络绎不绝。于是乔治提高了住宿条件，要求住宿者每天读一本书，同时在三大内交出一篇自己的生平传记，然后把它们印成册子，以此来了解四面八方的人们和他们的故事。如今，莎士比亚书店已经传到80后的第二代店主手中。书店依然杂乱地堆满了书，书架旁摆着一张张板床。它安静地等待着陌生的文学青年在这里驻足，鼓励他们读书、创作。

2012年年末的贺岁片，轻松、搞笑，散发着草根精神和自嘲意识的徐峥导演的处女作《泰冏》票房突破12亿，成为华语片史上最赚钱的电影。沉重、冷静，满眼烽火连天，饿殍遍野，完整还原河南饥荒动荡历史的“贺岁大师”冯小刚作品《一九四二》亏1亿。有网友愤怒：中华民族不知耻，光臭美。影评家们说：《泰囧》成为票房冠军真是中国电影的悲哀。但是也有评论不以为然：在现实而清晰的生活压力下，比起所谓的苦口良药，我们更需要爆米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