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工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力。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范蠡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经营有方，加之苦心不懈，没多久，他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富甲一方。齐王听说了他的才能，深以为奇，便任他为相。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殊荣，范蠡的想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忧心地说：“治家能积累千金，居官能升至将相，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了，至此若不思退，不用理智制止放纵之念，凶险马上就会降临。”于是他退回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远走，他的家人苦劝不止，又说：“有官不做，我们无话可说，可散尽家财就不可理喻了。这是我们辛劳所得，不贪不占，为何要白白送给别人呢？”范蠡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若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不如放弃！”他把家财分给好友和乡亲，自带一些珍宝来到陶邑，隐居下来。初到陶邑，范蠡自觉无比快乐自在。时间一长，他不甘清闲，又思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心有怨气地说：“人人思富，个个求财，你富不珍惜，认为钱财无用，今日何必再提此事？钱财有那么好赚吗？”范蠡轻松一笑说：“穷富之别，在乎心也。只要有心，钱财取之何难？”范蠡在陶邑以经商为业，求取利润。范蠡的经商谋略也是超群的，他采用买贱卖贵的方法，有进有止，遵循“积贮之理”，没过多久就又积聚了巨万资财，成了当地首富。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贫困的乡党故旧，为此他说：“在我看来，经商是一种乐趣，在求取金钱上不该贪得无厌。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过分看重它才能得到它，此中真谛非守财者所能悟出。它让人受益无穷啊！”

1914年，德国一位年轻的气象学家魏格纳病倒了。躺在病床上，他的脑子却一刻也不肯闲下来，他的目光落在墙上的一幅世界地图上。他很有兴趣地看着看着，有一个现象使他感到很奇怪。大西洋两岸，西岸的巴西东端呈直角的凸出部分，与东岸非洲的凹进去的几内亚湾，一边像是多了一块，一边又像是少了一块，正好能够对起来。再仔细看看，巴西海岸每一个凸出部分，在非洲沿岸几乎都有凹进的一块相对应，而在巴西海岸每一个凹进的海湾在非洲沿岸又几乎都能找到凸出的一块相对应，也正好对起来。“会不会是一个整块被分到两处，留下的痕迹？”这触发的智慧火花，终于演化为—门新的学说——大陆漂移说。

“比较”是天使，也是恶魔，关键就看你如何选择比较的对象，如何看待比较的结果。曾有一位国王，他拥有一切，却整日郁郁寡欢。他四处寻找每天都快乐的人，多年无果。一天，他来到国家最贫困地区，听到有人放声歌唱。循声找去，原来是个正在犁地的农民。国王问他：“你快乐吗？”“我没有一天不快乐。”犁地人答道。国王大惊：“你为什么而快乐呀？”犁地人不禁大笑起来：“我曾因没有鞋子而沮丧，直到我在街上遇见一个没腿的人，我觉得我很幸福。” 快乐，不需要太多的物质，只需要一颗“善于比较”的心。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晚年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其中写道，著名汽车商艾顿是他终身的好友，两人私交甚笃。丘吉尔是这样回忆他与艾顿的一段交往经历的：在一次聚会时，艾顿对丘吉尔叙述了他的过去，他父母早逝，是姐姐帮人洗衣服、干家务，辛苦挣钱将他抚育成人。姐姐成家后，姐夫将他撵到舅舅家。舅妈更是刻薄成性，在他读书时，规定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还得干好收拾马厩和剪草坪等杂活。刚当学徒时，他根本租不起房子，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是躲在郊外的一处废旧的仓库里睡觉的…… 丘吉尔听后惊讶地问：“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些呢？”艾顿笑道：“有什么好说的呢？正在受苦或正在摆脱苦难的人是没有权力诉苦的。”这位曾经在生活中失意、在苦难中挣扎了很久的汽车商缓缓地向丘吉尔谈了自己的观点：苦难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非都是财富，苦难变成财富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你战胜了苦难并远离了它，不再受苦。只有在这时候，苦难才是你值得骄傲的一笔人生财富。这样，别人听着你的苦难时，也不会觉得你是在念苦经，只会觉得你是个意志坚强、值得敬重的人。但如果还没有战胜苦难，没有摆脱苦难的纠缠，在这个时候你说你正在受苦，无异于是在请求廉价的怜悯，甚至乞讨……” 正是艾顿的这一席话，使丘吉尔重新修订了他“热爱苦难”的信条。后来丘吉尔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苦难，是财富还是屈辱？当你战胜了苦难时，它就是你的财富。可当苦难战胜了你时，它就是你的屈辱。”